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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疫情非传统安全与两岸抗疫

http://www.CRNTT.com   2022-11-06 00:03:20

（一）安全的内涵与类属 　　对于安全的认知，学界有着不同的解读。国内外学界多以主观认知或主客观结合视角来看待安全的涵义。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认为安全与生存密不可分，“当一个问题被表述为对所指涉对象构成生存的威胁时，安全问题就产生了”，但他们并不狭隘地认识安全，认为安全具有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指涉。〔1〕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对布赞等人的“安全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认为该理论仅将安全视为一种认知和言语上的体现，“无法把握和体现当代国际政治进程以及复杂的交流制度之间的关系”，主张适当扩大安全化理论的适用和解释范围。〔2〕奥利·维夫（Ole W.ver）以过程视角来解释安全的维度，强调安全作为“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形成以意图为基础，以一种“言语上的政治行为”确认安全问题的存在，〔3〕因为“言语不仅是描述性的，本身也具有行事功能，用以完成行动”。〔4〕也有学者从主客观结合视角来解读安全的涵义，阿诺德·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一种“免于威胁的自由”。〔5〕大陆学者王逸舟将“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作为安全讨论的起点，是主客观结合论的支持者。〔6〕余潇枫等将安全视为心理上的一种状态，即“安全感”，但也是在主客观结合基础上强调安全的主观成分。〔7〕台湾学者张登及从安全的类别出发，认为所有类型的安全都要回到一个核心的概念——“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但他依旧采用的是主客观二分法界定安全的概念。〔8〕 　　对安全内涵的辨析进一步引发了对安全的外延——安全类属的探讨。由安全所衍生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形成正式的分野，学界也多以此为划分。陆忠伟等就认为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国家安全观念的扩展和延伸，将非传统安全视为“除地理和政治上的国家实体以外更广泛的安全”，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和威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稳定与安全的跨国性安全问题”，通过借助比较分析来寻求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核心内涵。〔9〕朱锋将非传统安全视为安全理论范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它将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向了广义的人的安全。〔10〕陈先才将非传统安全视为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即“安全观念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他也认同前述陆忠伟的观点，将非传统安全的产生归结于“非政治和军事威胁因素引发的跨国性安全问题”。〔11〕但李开盛等人则主张回归安全理论本身，将安全指涉对象和主导价值作为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分野，认为以冷战结束的时间框架作为区分两种安全形态的方法较为笼统，不能够对安全的学科体系进行清晰呈现。〔12〕台湾学者黄秋龙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相互指涉的，而这样的互动会使安全的范围、层次、领域相应的扩大化”。〔13〕一些区域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安全的主观性所带来的局限，约恩·多思（J.rn Dosch）在对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发现，由于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及所感受到的威胁程度不一致，往往导致东盟内部不能形成统一的决策与实践，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也停留于纸面。〔14〕大卫·阿拉塞（David Arase）认为非传统安全更聚焦于人的安全而弱化国家的安全，他将威胁来源的非军事性作为划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准。〔15〕对于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带来的跨区域威胁，学界集中于对不同次区域的竞争与冲突作为研究背景，试图在这样的安全进程中寻求良方，以解决不同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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