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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09-01-16 05:48:58

第二阶段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第二阶段，每一次十几大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制度上的安排。整个社会埋头搞经济建设，带来了财富的增加，但我们失去了亲情、友情和道德，我们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崩溃的，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瓦解。我们迎来了世界资本，我们产生了一代富豪，但是我们增加了贫富差距和代沟。我们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西方强国的梦想，今年的奥运给中国人长了民族骨气。同时我们也有非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方面，也会伤害一些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清末的义和团就是这样，它打着爱国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给国家制造了麻烦。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不要说因为爱国所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　 　　改革带来了政治的职能的转变，但是政府本身的利益也在增加，政府本身也是利益主体，跟社会争利益。政府有更强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说市场经济改革要转变政府的职能，要缩小、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由于经济能力和其他管理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政府的能力在提升。我们产生了一代中产阶级，但是我们有些中产阶级不太需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何方呢？我认为，过去那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热衷于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利益的支撑，是观念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新的改革正在萌生，就是市场经济土壤中产生的，来自社会层面的极力要求的政治改革正在萌生。　 　　总结第二阶段，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92年后单兵突进。最近张五常先生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县级的竞争，我写了文章批评，我认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地方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用各种政策、优惠办法来创造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法律的环境，也不是民主的环境，是一种资源的环境，以劳动力环境、资源、土地为代价的环境。这是权力与资本的蜜月期。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转向。知识分子与政府的联盟出现裂痕，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强调经济效率的经济学家登上舞台。在意识形态谈化的同时，传统的、新中国建立的道德体系和信念也在消失。随着经济改革成果和经济繁荣的出现，部分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在这期间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行政、司法改革都无果而终，如基层民主自治、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司法改革、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渐式微。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82年以后，每五年搞一次机构改革，应该说是有成果的，政府发生了很大的转型，直接管理经济的部门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原来光机械工业就有8个机械工业部，早期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有七八个办公厅，这些管理经济的部门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相当多的机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这次期待的大部委制。我刚刚去过德国，德国司法部接待我们，我问了他们的职能，原来德国司法部相当于我们的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检察院和公安。美国的司法部也是这样，我们还存在相当大的机构问题。　 　　特别是政府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我们习惯用那种遇到事情就管理，遇到事情就监督的思维方式。这些年来哪个方面出问题，哪个机构就得到加强。海关走私严重，我们把海关从副部级提到正部级，土地管理出问题，我们把土地管理从原来的部级单位，提到正部，安全生产出问题，煤矿、各种事故多了，我们也把它提到正部。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监督机关，但效果怎样呢？我曾经组织过“中美矿山安全事故立法比较的研讨会”，请了美国的相关专家，和中国人大、安全生产部门的专家一起讨论。我们原以为自身法律上不够完善。一比较发现国外专家说的安全生产制度，我们的中国专家也能讲出来，一点也不少。在监管机构方面，美国的安全生产总局是劳工部下面的一个局，我们是一个部，他们大概几百人，我们有好几千人。我们差什么呢？他们的安全生产最重要的是靠劳动者，劳工自己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有自己的安全员，他们有自己的工会，他们的老板不可以说你举报，我就把你开除，他们的安全生产员直接跟安全生产部门联系，超过这个指标的时候，马上就要报告，这个是他的责任。是这些制度在起作用，而不是靠我们的监察大员，钦差大臣。美国的露天煤矿一年检查两次，下面挖的煤矿一年检查四次，我们检查的频率比他们高，这么大的机构，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二、政治体制的阻力和动力　 　　回顾了改革的基本历程，我讲一下当前改革的阻力和动力。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思想禁锢，需要克服政治改革的“两个凡是”：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国情特殊”论。　 　　我们知道邓小平一直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他老人家也是有一些局限的，现在把这些局限放大化就更麻烦了。所以，我认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核心，是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克服新的两个凡是。你一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马上有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免谈，改革就不稳定了。第二，一谈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有人说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国情是要中国特色。这两个东西成了我们的挡箭牌。我认为要搞改革必须克服这两个东西。今年年初在广东搞思想解放的时候，我己经讲过好几次了。　 　　稳定压倒一切，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什么是好政府，好政府有两个职能，一个职能就是进步，第二个职能就是秩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推动进步的政府，而不应该仅仅是维护秩序的政府。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稳定绝对化，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味强调稳定。马克思主义有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他们之间的变化是联动的。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就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我们实施改革，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我们从一个连食品供应都不足的社会，变成了世界上很强的国家，我们还是这样的上层建筑行吗，从理论上推导也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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