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要在危机过程里播下希望种子 | |
http://www.CRNTT.com 2009-02-16 11:53:16 |
在二战结束前,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出炉,正式确立了教育、医疗、就业应被纳为国家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战争结束后,英国以此为蓝本,开展了她的福利国家纪元。 作为一个里程碑,贝氏报告既为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由放任英国画下了休止符,同时也为这个老牌民主国家的权利清单进行了深化与扩充。 更具启发性的是,当时饱受战争伤痕的英国财政根本不忍卒睹,却仍排除万难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相较之下,战后睥睨全球的美国则是反向沉沦,社会安全制度千疮百孔,迄今仍是唯一没有普及性社会医疗保障的“先进国家”。 这意味了,没钱虽然难办事,但不代表什么事都不能作,如果具有大破大立的政治意志,则纵使深陷财政困境,也该(能)逆流而上。反过来说,有钱也未必万能,若是撒旦在掌理财库,等于加速堕落。 反省今之全球经济困境,难道不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指挥政府,以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提供投资诱因,同时诉诸金融松绑鼓励投机泡沫的现世报?假如危机就是转机这句话并非空洞的陈腔滥调,则与危机根源脱钩,另觅他途,才有起码的转机可言。 眼前的局势是,各国政府几乎都因这场危机而取得了一张被超级授权的借贷支票簿。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若有大开大阖的社会想像与政治决定,则浴火重生并非不可能。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纾困思维不足以跨越危机门槛。例如,企业纾困便屡屡沦为肥猫们的安全降落伞。这不是告别撒旦,而是换个方式拯救撒旦。再者,各种临时性、短期性的扩大就业方案虽然苦民所苦,但若仅图乎此,暗祷以拖待变,也等于错失了如何为台湾营造一个具有分配正义与免于匮乏等制度价值的重建契机,因为这样的社会纾困性质,只具短期止痛效果,无改体质的调整。 简单地讲,这本被超级授权的财政支票簿,理当以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思维被重新填写,而非因循既有逻辑进行纾困式周转。钱该怎么花,有赖于更多的公共讨论,而非政客官僚的紧急特权。 马英九曾肯定“内阁”团队表现良好,而刘兆玄也自认已经作了不少危机因应,但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却始终不绝。个中症结便在于“明天过后会是什么”?如果没有在这个危机过程里同时播下希望的种子,缺乏世代正义的民主承诺,那么就算爬出了深渊,也没有政治乐观的理由。因为吃过苦头的人们,怕的是再来一次,甚至殃及儿孙。 不妨想想邱吉尔的政治遭遇。这位领导英国走向胜利的国家英雄,竟在战争结束后的国会改选里,惨败给左翼的工党,只能含恨让出首相之位。这是否也警惕了,纵使马政府最后带领台湾挺过了这场经济战役的狙击,也不等于保证人民会再次奉送选票给“纾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