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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谨防基层政权“悬浮”

http://www.CRNTT.com   2010-01-21 09:01:19

应该说，这种思维、行动逻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条件下，党的基层干部这一思维、行动逻辑逐渐不适应转型后的社会，特别是那些完全“去单位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领域。党的基层干部的思维、行动逻辑与其所在社会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弱化，为在这些领域中出现党组织“边缘化”现象提供了可能。 　　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中新的矛盾与新的利益诉求不断产生，各种社会力量开始成长与壮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活动和利益诉求是在与转型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维逻辑和行动逻辑下展开的。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干部无法满足，或在传统的思维、行动逻辑作用下不愿意满足这些转型后人们的新利益诉求，甚至与这些人的行动逻辑产生较大的冲突，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基层党组织产生疏远感与不满意情绪。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干部的思维及行动逻辑改变的滞后，及其与转型后社会要求的背离，是基层党组织“边缘化”产生的主观原因。 　　走向政党主导的社会整合 　　一是推进政党组织社会的观念发展，建立政党有机整合社会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导致基层党组织出现“边缘化”现象，为此，政党提出了对社会重新全覆盖的概念，起到一定成效，但这一举措还仅仅是整个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转型的第一步，需要在政党有机整合社会的观念指导下获得进一步发展。所谓有机整合社会的党建模式，是指通过构建以政党为核心的，包括政党各类外围组织等在内的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并根据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属性，以不同手段和途径与社会不同群体的人员建立有机联系，使政党的影响有机地嵌入社会，推进政党与社会形成一种新型关系，从而为政党的领导与执政奠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二是推进开放性的基层党组织党内民主，激发党员活力以及提高党员和民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政党要成为社会整合的主导性力量，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获得党员和民众的认同。因此，推进有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党内民主，是基层党组织建立新型的党群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安排。 　　三是充分发挥政党外围组织的作用，构建整合社会的政党组织体系，走出封闭性的党建模式。目前，政党在推进党建工作中有一个误区，认为党建主要只是抓党组织自身建设，而忽视了党建目的在于整合社会。由于政党的政治性最强，因此由政党组织直接整合社会，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达到较好效果的，甚至有时还会带来负面后果。因此，为了达到整合社会目的，政党就必须充分发挥其外围组织作用，通过它们来实现对相关群体或对象的整合目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党建”的概念。 　　四是通过建立有关平台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并提高政党基层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创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立起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实现对社会组织合作与整合，并最终实现对各种社会人群的整合目的。目前，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新兴的网络组织，处于刚刚萌芽和发育阶段，急需社会对它们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政党及其外围组织能够在这时通过建立相应平台，或是以项目合作等方式对这些组织进行支持，一是有利于它们成长，二是也有利于与这些组织建立良好的密切关系。 　　干部点评 　　我认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并没有被边缘化，只是当前基层党组织缺乏一个有效的载体来发挥其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一是党员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文化素质偏低。二是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党员发展对象难找，党组织缺乏新鲜血液。三是村干部的待遇偏低，后顾之忧有待解决。四是基层党组织的办公条件普遍较差，活动阵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五是多数地区集体经济薄弱，基层党组织往往无钱办事，难于开展各项活动。（中共重庆酉阳自治县组织部长 陶于祥） “制度”博弈：期待政治回归 　　调研反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申端锋　 农民上访将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政府，但上访农民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乡镇所能解决得了的，政府除了拥有一定的权威资源，在很多时候对很多问题都是一筹莫展。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文胜：根据笔者的调查，农民有80%的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乡镇的工作有8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乡镇职能转型明显滞后于农村的社会经济变迁，乡镇政府听命于上级政府，又迷失自我。 　　笔者近年来在各地农村调查时发现，税费改革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干群矛盾趋于缓和，基层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不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税费改革和乡镇改革后基层政权的弱化，其服务职能并没有落到实处，服务型政权的逻辑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基层政权与农民的疏离，乡村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纠纷调解等无法维系，农民的权利受到损害。 　　从农民上访不断看乡村治理中的诸多困境 　　农民是我国的弱势群体，上访农民一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必然呼吁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威的存在，这就是弱势群体的政治，呼吁的不仅是一个治理上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家，弱势群体试图通过政治诉求来获得治理意义上问题的解决。 　　而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不够，民生政策显然是在治理上做文章，而基层政府也试图通过民生政策来治理这些问题。上访户一般也是民政对象，乡政府试图通过民政来解决上访问题，民政已经成为基层政府处理上访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民生政策的背景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上访户被称为赖货，是为了要东西，这是乡政府的解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政府缺钱。通过对困难求助的解读，我们可以对这一逻辑进行展示，并将之运用到其他上访领域。通过民生政策解决问题的局限性，这是一种非常不讲政治的做法，并且在治理技术上也存在障碍。 　　惠农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方式，而是一种治理的方式，是民生政策意义上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增加农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而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政策通过治理上的改善增进了农民对国家的好感。税费改革后，当学者们出于治理困境而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治理国家的时候，其实，农民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农民需要的只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政治国家。 　　惠农政策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国家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以及治理技术的完善，这一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地方在乡村治理，而不是农民政治，然而，这却鼓舞了“想象的政治”，其本意是要缓和干群关系，由于一个强大的“想象的政治”的存在，却导致了乡村治理中的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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