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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中的“并发症”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08:21:39

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1978年至2003年，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7.73%、5.73%、14.42%，美国同期这三个指标分别是3.23%、1.81%和5.91%。显然，中国都要高出美国很多。与欧洲的成熟经济体相比，结论也是一样。这似乎凸显出了中国的独特性。然而，如果对照日本和韩国在1952年至1978年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几乎如出一辙。在这段时期，日本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9.57%、7.97%和13.17%，韩国相应的三个指标增长率依次是10.89%、8.77%和26.1%。相比之下，日、韩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面临着比当前中国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甚至即便是现在，日、韩的经济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美国。这个模式支撑着日、韩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就这一点而言，不应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过度担忧。在结构性问题上，印度的问题正是在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也就说，印度问题出在离中国模式太远了。 　　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很好地解释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第一个转折是，1978年以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执行。显然，这两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个效应是，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正储蓄的人群比重显着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阶段，国民储蓄率与当下的中国不相上下；意大利在上世纪60年代储蓄率也曾高达24.5%，与中国相差无几，而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与东亚的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1.5倍；20多年前，博茨瓦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储蓄率也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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