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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自医的农妇活路在哪

http://www.CRNTT.com   2011-06-06 08:10:10

2.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需要办理暂住证，并且大病报销金额也不足 　　除“新农合”外，吴远碧还有一个选择是办暂住证，然后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然而，每年120元的参保费，对节衣缩食成习的她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在短视的利益权衡下，许多人宁可承受“飞来病祸”的风险。 　　另外，虽然参保可享受60%的大病报销，但如果是真的大病，那40%不能报销的金额也会让农民工承受不起。对于吴远碧来说，5万元的手术费自己也需要承担2万元，难以承受。 　　吴远碧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她参加不了，而对于很多在工厂里打工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跟单位签合同，因此不能参保；还有一些农民工则因为不能全国统筹或者手续麻烦等原因也不愿意参保。 　　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难以统一管理，政策宣讲难以到位，这也是造成他们较难成为医保对象的原因。 　　农民赵尧武参了保，但是按照规定，不属于“新农合”赔偿范围 　　对于农民赵尧武来说，已经参保“新农合”的他同样没得到医疗保险的赔付。在这起车祸中，由于存在第三方的责任，按规定，有第三方责任的交通事故“新农合”不予赔偿，而是直接找责任人。然而，这起事故中，赵尧武要负主要责任，且事故另一方也是个受了伤的农民，家里也穷，结果一分钱也没赔。不过这个规定并不只存在“新农合”中，几乎各地的医保都有这样的条例。 　　事实上，即便“新农合”肯给予他保险赔付，赵尧武也拿不到这笔钱。因为直到他伤重去世的时候，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仍然还没出具，没有这个认定书，赔偿程序都无法开始。法律程序是否太不够人性化？这也成为一个争议话题。   　　社会救助各自为政，互相“踢皮球” 　　在这两起悲剧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在于他们寻求相关部门帮助时的无助。赵尧武的侄子按顺序先后找了交警队、市长热线、医院、镇政府、民政所、民政局、慈善总会，甚至直接找到了市长，但所有单位都没有解决医疗费的问题。病急乱投医下，还找了省公安厅、财政厅、民政厅、省红十字会、卫生厅，但连回音都没等到，赵尧武已然伤重不治。 　　吴远碧的遭遇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不乏她和她丈夫自身性格的原因，但究其结果而言，不管是派出所、信访办还是县政府，都没有彻底尽到救助这位病患的义务。当地政府表示，吴远碧的病不在“大病救助”之列，只是建议她参保“新农合”。在走投无路之下，吴远碧最终选择了剖腹自医。 　　出现这种“踢皮球”的现象，很大原因是权责不明，所以互相推诿。比如，2010年1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交通事故受害者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或者不能从侵权人处得到赔偿时，可以通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补偿。但是，济源市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没听说过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交警尽管听过，但却“不知道在哪儿能领到这笔钱”。相关单位既不清楚自己有否实行救助的义务，又不能告诉患者到底应该找谁，这种“社会救助”效率自然是十分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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