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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社会失序不能限于教化精英

http://www.CRNTT.com   2011-12-08 14:22:14

至于董仲舒、汉武帝之后直到清朝的2000多年历史，也绝不像秋风先生认为的是“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的时期。对这段历史时期，国际历史学界比较权威的判断是“平头齐民”的帝国，也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统治。这种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君主除受其自身善意制约外，不受任何制约。除君主外的所有人，都只是绝对君权的不同等级的奴隶而已，就其为君主的奴隶而言，也仅仅就此而言，他们都是“平等”的。 　　确实，在这2000多年中，中国的基层社会一定程度上由乡绅治理。但是这种治理始终没有逃脱帝国政治权力的牢笼，哪些乡绅有资格治理、如何治理，并不是乡绅们能够自己说了算的。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开始实施的保甲制度，更是在当时技术可能的范围内，将帝国政治权力的触角有效地伸展到了整个社会的最底层。  　　由此可见，3000多年可信的中国古代史，根本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普遍意义上的多中心的“君子之治”。  　　其次，秋风先生以“华夏天下”的规模来证明中国走向多中心的“君子之治”的必然性，“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这既不符合西方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古埃及暂且不论，古希腊诸城邦是众所周知的多中心治理格局。这种多中心不仅表现在古希腊的多个政权并立，更表现在各城邦内部的权力分立。不用举自由民主典范的雅典，即使是向以极权主义闻名的斯巴达，其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多中心对抗特点（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86-88）。倒是规模宏大的国家，在美国人发明“复合共和制”（即共和制加联邦制）之前的2000多年里，一直被公认为不适合多中心的共和制度，只能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古罗马城邦可以实行对抗式多中心统治，而规模巨大的整个罗马帝国，却难以全面推行这种模式。  　　复次，秋风先生认为“君子之治”在维持社会秩序上成本更低，这个判断要想成立，首先必须证明“君子之治”是可行的，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笔者同意道德权威可以在如其所说的“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庄，一个N G O”等较小的社会单元内实现低成本的有效统治，但是不认为这种统治可以在大的政治单元内实现。主要原因是，道德统治依靠的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道德影响，这种影响必须以影响者与被影响者间的亲密濡染为条件，而在现代大型国家中，随着血缘和空间距离的扩大，这一条件不可能存在。  　　秋风先生认为“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这个判断也很奇怪。因为单一中心的统治与人性恶的预设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经常与人性恶预设相联系的是法治。休谟著名的“无赖假设”，就是法治主张的人性前提。法家的主张虽然与真正的法治大相径庭，但毕竟也是崇法的，而它的人性假设也是“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君书.算地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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