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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我在七机部搞设计工作，自己主管一摊子事，还必须天天上班。那几天我一下班就骑车去看看。父亲的神经很快恢复正常，他很少淡及关押期间所受的折磨，只说耳朵残废是专案组人员揪打的。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人家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父亲谈这些事时，态度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过去。他更关心的是其他老同志们的情况。听说不少国家领导人、老帅、将军们遭了很多磨难，有的去世了，有的家破人亡，他很难过，甚至流下了眼泪。他总说：比起他们，我这算不了什么。妈妈也常说，我们已经不错了。 　　据父亲讲，这九年他基本上关在一处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狱，监狱中生活管理比较正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进了正规监狱，他想此生大概就在监狱中度过了，于是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还说以前成天忙忙碌碌，没时间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想想。关押期间他已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也算是九年来一大收益。他还想要一些书，催妈妈赶快去给他找或买。妈妈说，以前的家——东城沙滩孑民堂现在军管住着，家里的书库已让红卫兵抄偷搞得乱七八糟，最糟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而且现在也不可能进去，书店也没什么书卖，叫他老实休息几天吧，别老想著书了。 　　父亲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服过安眠药，从未失眠过。他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犯过很多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又不是叛徒特务，为什么睡不着呢?不过，出狱前几天接到专案组通知后，他在床边赶了三天，把“检讨书”写完交上去，在狱中住了最后一夜，这一夜他通宵失眠了。 在万寿路招待所 　　在万寿路招待所，父母住进办公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足足有30平方米。右边有一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概是原来的资料间或秘书间，通门上着锁，左边通着一个厕所。办公室是50年代两开的毛玻璃门。大约第2~3天。我发现右边小间也住上了人，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出入。那个年代人们讲话都十分小心，我从屋里看见门外一个站着的人影，显然是那个隔壁的军人有意站在那儿倾听。我不免心生愤怒，就大声在屋里嚷：“什么野狗在偷听，有种就进来谈谈吧。”妈妈急得冲我摇手，那人影立刻走开了。第二天妈妈笑着告诉我，隔壁来住的是黄克诚同志，他眼睛瞎了，那个陪着他的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可惜没过几天他就搬走了。 　　这个办公大楼里还住着蒋南翔、舒同等人，大院里住过陈丕显、帅孟奇、宋任穷、王从吾、周桓、刘景范、马文瑞、强晓初、卓雄、侯金镜、郭小川……等等。住在办公楼里的在食堂吃饭，到锅炉房洗澡，那儿有几排淋浴喷头，每周男女轮流使用。招待所办公楼后面还有四座二层小楼，每楼可住两家，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开始几个月父母在食堂吃饭，逢周日我和孩子们去，或有客人来，就一块上街吃一顿，父亲要求不高，还是老湖南的特点，有红烧肉和辣椒就行。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吃饭的地方，我们常去的是翠微路商场旁边的小饭馆，偶尔也去新侨饭店楼下打打牙祭。有次在新侨饭店下面碰见几个京剧界名角，看见父亲都跑过来紧紧握着手不放，激动得流眼泪。那时父亲尚未“解放”，不好多谈，只向他们询问了几位名家的情况。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艺界人士来讲，过去的“文艺沙皇”周扬已经快变成慈祥老人了，他们那高兴劲我都感到意外。过了不久，原中宣部马关同志找到一个煤气罐，我找到一大块木板作厨案，又备了些锅碗瓢勺，就在厕所里搭起一个简易厨房，有时妈妈自己做做饭，总比食堂可口和便宜一点。 　　不久，又解决了洗澡问题。锅炉房的淋浴室地滑人多，容易出事。后来果然有一位老干部在那儿滑倒摔伤，不久便去世了。这人也姓周，也是湖南人，1926年的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就这么在锅炉房淋浴室摔死了。父亲那时年近七十，动作又笨，妈妈不放心他一人去，就只能打水在厕所兼厨房里给他擦擦身。后来舒同也住进这个大楼，他那儿的卫生间里有个澡盆。那澡盆多年不用，塞满垃圾，脏不忍睹。妈妈和他们去大清理了一番，说足足用了半盒去污粉才擦洗乾净。之后，我父母、舒同、蒋南翔几个人轮流到彼处洗澡。用前，我妈擦盆放凉水，他们则从水房各打一两壶开水兑入。每人每周能洗一次，直到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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