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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http://www.CRNTT.com   2012-03-17 12:00:26

“文革”开始一片混乱 　　1966年初，报刊上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于是，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那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  　　“1月27日 读完《论语译注》。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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