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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不可能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

http://www.CRNTT.com   2012-06-18 12:20:09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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