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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中评社北京1月18日讯/“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乃集中精力开展大生产,佐以精兵简政等措施,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而且还没有类似中共的大生产运动;过去常讲美国运输大队长给蒋介石运来枪炮物资,国军是美式装备,耀武扬威,吃的是美国罐头,喝的是美国威士忌,未尝想到美国大兵之来,甚至成为抗战末期压垮国民党的最后的稻草之一。以国民政府军上述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在对日作战及对中共作战中常常处于下风,甚至大批大批转投中共,一教育、一诉苦就可以调转枪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时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决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动军政大局。”《同舟共进》杂志今天刊载文章《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全文如下: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日益艰苦。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状况趋于恶化,情况越来越糟。本文拟从生活在战时陪都一些人士的日记与回忆录中,撷取不同的侧面(其中某些地方似曾一直为人们所忽略),以使读者得到一些直观的印象。 

【简陋的办公与住宿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科长,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 

  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在此处举行。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我睡在一张类似我在国外监狱看见过的那种简陋的铁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剥落。我暗思,中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毕竟已有五年之久了。”(《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接收主官等要职,战时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欧美访问的熊式辉,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庆,发现他的家人、亲友也很不宽裕,“住”是一大难题:“行装甫卸,纷纷于亲友之往来访问,所见一般衣衫多不齐整,午至山洞与家人团聚,居室服食,甚为简陋,但重见诸儿女甚乐,俱未言苦,城内屋租奇昂、无所居处,晚借空军招待所暂寓。”(《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1939年3月,浦薛凤至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之职,“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 

  不过,孙科的住房似乎较好,在嘉陵江边盖了一所“圆庐”作公馆,据说是由他的“二夫人”蓝妮出资所建。建成后,蓝妮以圆庐主妇的身份陪伴孙科,招待来宾。但住不到几年,蓝妮还是嫌轰炸威胁下的重庆生活单调,且时处险境,于1940年重返日伪占领下鱼龙混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日伪要人之间,如鱼得水。战后且让孙科出面为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财产,闹得满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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