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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社会与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中评社北京3月2日电／中国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断地将这个转型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也固化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并强化了后工业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特征，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一、后工业化与新社会结构的生成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文章分析，1、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既面临严峻的稳增长压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调结构的新动力。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逐渐降低竞争力的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大战略、推进措施的调整，使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增长。2012年，中国“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10.1%、45.3%和44.6%。2013年“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10.0%、43.9%和46.1%；2014年“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9.2%、 42.6%和 48.2%。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力一直稳定上升，其同比增速为8.4%，远高于“二产”的6.0%和“一产”的3.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0.8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从世界上来说，美国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其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超过50%，到1960年达到56.8%，到1970年达到60.6%，到1980年达到62.9%，到1990年达到66.8%，到2000年达到68.6%，到2009年达到75%左右，最近几年达到8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变化的历史也基本如此。这就是说，一旦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主体产业，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就会处于持续增长态势。 　　2、服务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发展的主体将逐渐从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供给。另外，因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商业的利润高于工业，所以，在服务业取代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拉动产业的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也会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然后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考察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规律被基本遵循，美国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使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了50%以上。在1940年达到55.2%，在1950年达到60.1%，在1960年达到64.8%，在1970年达到70.3%，在1980年达到74.0%，在1990年后达到80%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0年其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在2013年达到38.5%。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员而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会继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有研究表明，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工作岗位，轻工业可以提供700个工作岗位，而服务业则可以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现在，中国的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都存在缺口，在市场激励之下，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会继续增长。 　　从2015年前三季度表现的趋势上看，也是服务业用工需求旺盛，而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较低。这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服务业用工需求会长期领跑“一产”和“二产”，并将“十二五”时期的转变趋势延伸到“十三五”时期。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了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会在政策配置中强化中国未来的后工业化趋势。 　　3、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在服务业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劳动力的服务业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白领化、白领工作人员的新中产化，会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所以，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会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GSS调查，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已经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产阶层（包括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最近两年，伴随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下降。工人阶层的人数，也会随制造业内部的调整与生产流水线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而趋于稳定。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却会在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以互联网、金融业、各类研发、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趋于壮大。这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产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很快超过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人数，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阶层。 　　这个趋势，从整个中国受教育人口的分流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662万上升到721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则从2010年的870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629万人。在2011年之前，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趋于上升，但在上升到该年的851万人之后，到2014年就下降到了797万人。在新生人口下降的态势中，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适龄青年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再加上电大和自学考试等，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将会主要分流出具有本专科学历的劳动力——这恰恰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未来5年，中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将使大学毛入学率提升到40%，这会大幅增加接受过大中专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 　　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化——后工业社会来临之后，迎来了中产化社会。现在，日本大约有1.27亿人口，但在中产化过程中却将自己转变为“一亿中流”的社会。美国1900年蓝领劳动力占83%，1920年蓝领劳动力占76%，1940年蓝领劳动力占68%，1960年蓝领劳动力占56%，1979年蓝领劳动力占50%，1990年蓝领劳动力占47%，2002年蓝领劳动力占41%。米尔斯有感于美国战后的中产化浪潮，于1950年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在全球形成了重大影响。 　　所以，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而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化过程，会在“十三五”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产化时代的来临，也会伴随社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而提升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这使管理社会的行政精英，开始迅速从技术专家逐渐转变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而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则会更趋于细化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科技精英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显着高于人文和社科精英。 　　同时，在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会大量节约劳动过程的体力支出，而尽量多地使用智力与技能。再加上女性会与男性一样相对平等地接受现代教育，所以，女性的话语权也会迅速提升。于是，中产化时代的来临，还会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这会使政府与企业中居于领导岗位的女性的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两性平权、女性性别意识的崛起、以及与女性运动相关的绿色保护运动也会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同。 　　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的消退，与高端装配新兴制造业的兴起，也会使中国社会的另外两大阶层发生重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实施，会使工人阶层接受技术教育与培训年限大幅延长，这也会使其迅速技术化和高收入化，也会使其区别于传统工人阶层，而更多地表现出新工人阶层的特征。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会使中国当前的农民阶层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阶层。在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退出生产领域之后，伴随土地流转比率的上升，农业资本与职业农民的结合，将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生产模式。所以，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生成新工人阶层和新农民阶层（也即职业农民阶层）的过程。 　　另外，“十三五”时期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尤其是对人才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对知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而2015年整个劳动力市场所表现的强劲趋势，就是已经完成转型的企业和正在发生转型的企业对技术型人才和研发人才的持续招聘。故而，一方面是供给，另外一方面是需求，会从供需两面支撑中产阶层的成长。 　　4、消费社会的来临 　　中产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13471.5元，2011年增长到15160.9元，2012年增长到16674.3元，2013年增长到18022.6元。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2010年是4381.8元，在2011年增长到5221.1元，到2012年增长到5908元，到2013年增长到6625.5元。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中，中国家庭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从2010年的3.07缩小到2013年的2.72倍。 　　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全国平均计算超过60%，在当时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伴随社会转型的发生，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是49.1%，到2010年降低到41.7%， 到2013年继续降低到37.7%。而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是39.4，到2010年是35.7，2013年降低到35.0%。这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从温饱型阶段转变到总体性小康阶段，再逐步转变到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已有了本质的改善。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又必将使其向富裕型消费阶段转变。 　　2013年，中国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轿车拥有量为16.9辆，每百户彩色电视拥有量为116.1台，每百户电脑拥有量为48.9台，每百户手机拥有量为203.2部。2002至2011年，国内旅游人数从2002年的8.8亿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6.4亿人次。仅仅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就生产了1000万辆左右的家用小汽车。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小汽车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内需。 　　这使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力进一步体现出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达到了50%，2014年达到了51.2%，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了58.4%。 　　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众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持续增长。2015年前三季度全社会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7%，较2014年同期加快了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下餐饮收入增长13.5%。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3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比2014年全年票房高出近34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的体育娱乐用品销售也同比增长了8.3%，增速比2014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旅游也从传统时代对公共交通的依赖，逐渐转向自由行与自驾游。中国正在转变为“轮子上”的国家。大众旅游方式已从传统的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城市休闲、乡村采摘、生态旅游、养生旅游、购物旅游、暑期周末亲子游等广受欢迎。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强，这会进一步在政策配置意义上促使消费社会特征的显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则更会支持消费社会的发展。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则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5、网络社会的强化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进入中产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同时，也进入到了网络社会。 　　2010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4.3%。 　　2011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 　　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 　　2013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1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 　　2014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4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民已经达到5.57亿，占全部网民总数的85.8%。 　　城市越大，网民占比也越大。比如在北京，2014年的网民人数达到了1593万人，网民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5.3%。网民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成年人中，年龄越小则其转变为网民的概率越大。中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占整个网民总数比例达到了40%左右。“十二五”末期，网民每周的上网时间已经延长到26.1小时。伴随网速的提升与网费的降低，中国网民的人口数量与上网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伴随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网络的需求与日俱增。原来只满足于文字交往，现在却需要更为便捷的视频语言沟通。网络布点到哪里，网络wifi的使用就延伸到那里。凡是有人积聚的地方，评价其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备的一个最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wifi。 　　网络社会的来临，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网络销售的渠道，不仅发展了B2B（商对商），而且延伸出B2C（商对客）和C2C（客对客）。最近有繁衍出O2O（即Online线上网店Offline线下消费）和P2P金融服务（ peer-to-peer 或 person-to-person伙伴对等服务）。网络消费以其廉价性、便捷性、丰富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手机等上网媒质的使用，还增加了消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特征，这更使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密不可分。但网络消费的最重大冲击力，在于其对实体店的创新型破坏。2014年，中国的网络零售额已超过美国，达到13万亿（2万亿美元）。快递业务达到140亿件，社会物流总费用达到10.6万亿，占GDP 的比重达到16.6%。在很多中小城市，网络消费与快递业务，已经基本摧毁了实体店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空间。这也是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中人人都可经验的教训。 　　网络社会的来临，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将人们局限在同一时空。但网络社会可以同时使一个现实社会的人以不同的虚拟符号，在同一时间活动于不同的网络空间。即使在同一虚拟空间，也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增加了网络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同时也蕴含了网络社会的风险性——使网络社会更显着地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又体现为依靠网络而生存的信息社会特征。用手机上网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脱嵌于现实社会，而将自己融入到网络信息社会。对信息的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惯习。我们经常所见的情况是，人们的身体可能集聚在物理实体社会，但人们的心灵却交流在虚拟社会。 　　于是，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虚拟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必要主题。网络自媒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草根性与公平性，以及主宰性与从属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微信圈或博客圈，选择性地发布各种信息或接受各种信息，对自己的网友或粉丝形成影响。这就使现实社会的问题向网络社会转移，但同时也可以将网络社会的问题向现实社会延伸。在现实问题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影响的同时，网络问题也可以寻找到在现实社会的突破口。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网络暴力、网络性群体事件、网络水军的活动，一样可以引发社会危机。有“五毛”，有“自甘五”，有“JY”，也有“公知”等，总之，网络世界将现实世界的特征更为显着地符号化了。正因为如此，2014年年初，中国才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任组长。 　　网络化社会的来临，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上班与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是从事于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就越易于弹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与工作空间。人们不用非要聚集到实体办公室以集体合作，而可以通过虚拟社会分享自己的劳动。整个城市，也不用非要在CBD形成实体，而可以工作在“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建构自己的虚拟研发公司——这会使城市功能在空间上出现离散化趋势。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对城市的工业化改造之前，就已经将智慧城市写入了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存和工作方式。我们不仅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生存于实体社会的城市网之中，而且还会通过虚拟城市的建构生存在智慧网之中。“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则”会显示出同等重要的价值。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要继续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要发展分享经济，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必将中国更迅猛地带入大数据时代。但大数据的使用，却同时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所以，网络社会的扩张，使虚拟社会的治理与实体社会的治理变得同样重要。现实社会的突发事件与虚拟社会的舆情发作之间，也形成了互动关系。这一切，都使网络社会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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