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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正步入相持阶段

http://www.CRNTT.com   2016-04-16 08:06:20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内涵是去除传统的“三依赖”，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文章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们有不同的表述方法，有的强调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变化，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的从内涵和外延角度去表述，强调要走内涵式发展方式；有的强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的改变，强调要走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不能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增长。各种定义都强调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方面，但是还不能从整体上全面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内涵。根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动力和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是去除传统的“三依赖”，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首先要去除对低端劳动力投入增加的依赖。低端商品外贸扩张和低端制造业遍地开花依靠的是低端劳动力的不断导入，同时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停止了增长，并逐年有所下降。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约7.7亿就业劳动力基本上按照2:2:3的比例分布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农业劳动力占比已经下降到30%左右，农业劳动力继续大规模导入工业和服务业的潜力已经不大。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不大、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社会保障要不断完善，再加上房地产价格和物价的持续上升，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尽管在供给侧改革中，我们强调要适度控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但是经济发展规律不可违。任何单纯依靠低端劳动力持续导入的产业和企业，都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发展环境。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各类经济体要摆脱对低端劳动力持续导入的依赖。 　　其次要去除对能源资源和土地投入的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的重要约束条件是环境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环境污染严重，增长的负效应逐年增大。任何对化石能源和矿物资源的消耗，不管怎么治理，都将造成各种污染。污染是经济增长带来福利效应的减项。污染也成了重大民生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中居民的获得感。中国国土资源辽阔，但可用于农业、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土地又非常稀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去掉为了保障谷物自给的十八亿亩农业用地，可用于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建设、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土地资源所剩无几，继续走土地扩张发展模式，客观条件和生态环境不允许。工业占地过多、过乱和过于分散，基础设施占地增长速度过快，部分城市规模扩张过大、与人口导入和产业发展严重不匹配，是中国土地资源使用上最突出的问题。从代际关系来说，前代人总不能把城市土地都卖掉了，那后代人靠什么呢？后代人难道就不需要土地供应了吗？ 　　第三要摆脱对投资高增长的过度依赖。当前中国每年的投资规模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资本形成已经占到GDP的近一半。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和一些国家在赶超阶段的高投资率相比，都已经处于极限水平。产能严重过剩是投资长期高速增长的结果，未来中国也可能出现房屋严重过剩和结构性硬件基础设施严重过剩的状况。如果失去了投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就上不来，那说明我们还是在传统模式上运行。在中国投资规模已经十分巨大的情况下，投资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或者实际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大致同步，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对投资的过度依赖，背后是对储蓄和货币投放的过度依赖。高储蓄是中国高货币投放的基础。高储蓄是条件，高投资需求是动力，高货币投放是实现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然而，长期的高货币投放的确带来了金融市场的长期隐患。存量过大的货币资产对任何类别的资产市场都构成潜在的威胁，一旦资金集中流向某类资产，很容易造成过度投机、资产泡沫泛滥等问题。可以说，过大货币存量和过快货币增长是影响中国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隐患。问题是实体经济已经形成了对货币投放的过度依赖，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曾经以货币增长率等于经济实际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来决定货币投放速度，今天在中国货币存量规模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货币增长速度仍然比传统货币投放模式快五个百分点左右。因此，提高当期消费、降低社会储蓄率、降低货币投放、降低投资占比，形成新的储蓄、投资和货币投放的关系，是实体和金融关系调整的重要任务。让经济摆脱对投资增长的过度依赖，也就是让经济摆脱对高储蓄和高货币投放的过度依赖。 　　摆脱旧有的“三依赖”，就要走向新的“三依靠”。一是依靠劳动力素质和能力的快速提高。中国劳动力数量和规模全球第一，但是整体素质不高，劳动生产率过低。只要我们通过不断加强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激发劳动力的活力，劳动力就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主动最具有弹性活力的生产要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把生产要素中活的要素和死的要素区别开来。劳动力始终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中国“十三五”规划已经将这一转变目标明确了下来，要求到2020年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60%，研发费用至少要占到GDP总量的2.5%。 　　三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如果说劳动力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强调的就是制度作用。好的制度能够激发劳动者的潜力，增强活力；好的制度能够加速推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好的制度能够促使人们去创新商业模式，推进互联网和产业的结合，全面提高效率。因此，代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依靠”，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和活力，推动科学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更好地与生产结合，让人的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新旧动力转换是核心，旧动力是否触底是关键 　　文章认为，对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的判断，可以从新旧动力衔接、结构调整和方式转换的程度来判断。在这三者中，新旧动力转换是核心，旧动力是否触底是关键。 　　伴随低端商品外贸的退潮，中国外贸已经持续低迷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外贸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中高端商品和装备制造业出口占比逐步提高，一般外贸比重在提高，服务外贸比重在提高。国内制造业正在向中高端方向发展。外贸结构的优化和外贸竞争力正在逐步恢复。但是，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在失去了中国投资和中国制造支撑后，全球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外贸增长率从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这些外部因素导致中国外贸中国内因素的积极变化，很难在外贸增长上体现出来。外贸增长率只能说大致触底，短期内很难恢复到较高增长水平。中国房地产投资从2013年开始回落，到2015年底投资基本处于零增长，大致触底。如果不是近期房地产市场的一场波动，基本上是安全着陆了。近期的房价上涨以及短期刺激作用，打乱了房地产自身的调整周期。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外贸、制造业、房地产和整体投资增长速度的回落都已经大致触底，重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大致到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渐显现，经济转型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从2011年开始，中国步入经济转型时期，完成经济转型任务大约需要十年的时间。其中，2011年到2015年是经济转型前半场，是经济增长的回落阶段。旧动力急剧退潮，新动力慢慢生长，经济增长率和主要实体经济宏观指标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2016年至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中场，也是新旧动力交替中的相持阶段。大部分旧动力指标回落已经触底，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到位，新动力开始逐步发力，经济增长率和各种宏观指标逐步企稳。2016年开局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各种先行指标的积极变化多少说明了经济触底的现象。当然，经济转型步入相持阶段并不代表经济就没有下行压力了。由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回落对投资品工业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发酵，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对经济的影响仍然难以把握，经济仍然存在继续下行的压力。2018年到2020年是经济转型的后半场，在新动力和新结构的驱使下，中国经济增长活力将逐步恢复。虽然经济增长率很难再恢复到高增长阶段，但是内在稳定性将逐步增强，为未来的次高增长打下基础。 　　经济转型步入相持阶段也是内在矛盾和风险的释放阶段。各产业发展非常不均衡，一些产业出现了严重的市场萎缩，产能严重过剩；一些产业又出现了高歌猛进，资金持续涌入，形成了投资泡沫。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背离现象依然存在，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银行信贷和信用债风险暴露。由于投资和储蓄结构的快速调整，两者之间出现了严重不匹配，形成了社会资金的结构性过剩，利率大幅波动，冲击着各种金融市场。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资产的规模和价格可能出现逆势上涨。因此，在经济转型的相持阶段，特别需要决策部门正确处理好稳增长、促转型、保民生和控风险的关系，尤其需要将防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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