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屏东的记忆 | |
http://www.CRNTT.com 2020-06-04 00:02:00 |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对东港事件和“二·二八”事件都很关注。1953年1月6月,胡适在“台湾省县市文献委员会茶会”上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经过如何?也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这个问题,要避免有主观见解,能够顾到客观环境。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事情,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总要尽量保存这个史料,幷发表其可发表之资料,以留真相”(引自童怡《现阶段的文献工作》,载《台北文物卷》第5卷第4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1959年2月17日,胡适在给台南名人韩石泉的信里表示,希望从“更多、更详细的自传文字”中“更明白当年东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转引自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说来令人好奇,时至今日,东港事件近乎不被人记得、不被人说起,而“二·二八”事件则几乎成了“100年也谈不完的话题”;知郭国基因“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众,而知其为东港事件吃苦者尠。所以然者何?政治偏见使然也。如胡适当年指出的,因某种“主观见解”而使“许多资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吾人于此还要指出,基于为当局(包括日据台湾当局)辩护或辩解的“主观见解”来处理资料,造成的是个体乃至群体的选择性记忆。台湾史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