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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30年中5位美国国务卿

http://www.CRNTT.com   2009-02-09 06:53:33

10月16日，尽管存在巨大争议，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基辛格和他的越南谈判对手黎德寿以表彰他们为正式结束越南战争所做的努力。此时，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基辛格几乎完全接管了深受水门事件困扰的尼克松总统的最高外交决策权，担负起调解阿以冲突、在中东缔造和平的重任。基辛格的权势和威望达到了顶峰。一个象征意义的画面是1974年4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在大幅标题“亨利是如何做到的”之下，基辛格以一个魔术师的面目出现，正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一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勃列日涅夫、萨达特等一帮世界级的领导人则似乎充当着顺从的观众角色，旁边的旗幡上写着“伟大的基辛格”。“外交魔术师”基辛格成为70年代世界外交的符号。 　　基辛格的五位导师与资助人 　　正如基辛格所言，很难想像一个外来的难民会站在这个国家权势和威望的顶端，那么“亨利是如何做到的”呢？除了他过人的天赋与才能、工作狂般的旺盛精力之外，基辛格巧遇的几位人生导师与资助者在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世界外交政治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辛格在军队巧遇的第一个人生导师弗里兹•克雷默是德国文化的传人。克雷默是不满纳粹统治逃亡美国的日尔曼人，与基辛格被迫的逃亡不同，他的流亡是主动的选择。他学识渊博，拥有德国歌德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和罗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对欧洲思想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克雷默的出现“给了21岁的基辛格全面的影响，而此时基辛格正在寻求指导和方向。当他处于丧失其文化传统认同的时候，这个普鲁士学者——士兵成了德国文化的人格化身”。正是在克雷默的指导、培养、扶持之下，基辛格初露锋芒。21岁的士兵基辛格开始接触到斯宾格勒、康得、妥斯陀耶夫斯基这样的欧洲思想家。此时，基辛格不再对成为会计师心驰神往，而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生存，将目光投向深邃的人类历史，思考自由等形而上的问题。 　　1947年秋季，根据克雷默的推荐，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学术之路。在这基辛格思想最终形成的时期，两位哈佛政府系教授对基辛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威廉•伊里亚德是政府系的两位大牌教授，他们对基辛格思想形成的最后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弗里德里希是生于德国的新教徒，和克雷默一样也是属于德国中上层阶级的一员，受过良好的教育，1926年为求学离开德国，最后执教于哈佛。弗里德里希是康得哲学的忠实信徒。伊里亚德则是来自田纳西的新英格兰人。20年代早期，伊里亚德作为罗得斯访问学者赴牛津大学，在这里，康得的著作征服了他。弗里德里希是严谨的欧洲大陆传统型学者，他对于伊里亚德浮夸的风格，凭藉直觉想像的漫不经心的学风持轻蔑的态度，因此弗里德里希和伊里亚德在政府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个性上成为势同水火的竞争对手，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康得哲学的共同爱好。政府系的学生发现，很难同时与这两位教授保持密切的关系，非常有趣的是基辛格却做到了，这令他的同学们很吃惊，有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是基辛格意识到两位教授之间的竞争掩盖了他们具有共同的哲学传统，而聪明的基辛格显然找到了与两位元教授沟通的话题。当然，这也表现了基辛格在竞争的各方之间纵横捭阖的才能，弗里德里希后来就这样评论他的学生：“他是一个很圆滑的奉承者，这是他成为一个成功的谈判家的部分原因。”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评论不仅适用于他与其导师的关系，也适用于基辛格与其竞争对手的关系，基辛格传记的作者沃尔特•以撒森就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表现出类似于移民的那种渴望，讨好其批评者，寻求他们回心转意。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基辛格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所有人都喜欢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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