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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12:16:55  


张謇(1853-1926),近代著名实业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
 
           四种人之于中国现代化


  中国历代将人分为两类,即治人的官与治于人的民。官是统治阶级,细分为皇亲国戚等食利者,和文臣武将等管治天下者;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士农工商之别。仿此,我将现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四种人:掌权者、知识分子、工农劳动群众和企业家。这四种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关于掌权者。从古至今,他们在中国都是言说最多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帝王将相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主角。“历史”等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谓“名垂青史”,包括流芳千古,甚至哪怕是遗臭万年;出将入相则是中国人的梦想。这种对掌权者即权势的崇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主旋律的央视久播不衰的古装电视剧,从秦皇、汉武到武媚娘、慈禧太后,对帝王的钟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秦始皇时代的“以吏为师”,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特别是“君师合一”的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对权势者的崇拜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古代是“无官不贵,无役不贱”(明末邱园《党人碑》);如今依然是“官本位”,而且地方掌权者的权势大大超过古代的朝廷命官,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因此才有地方上的买官卖官案),可以征地卖地,可以批准开建大型工程……这种“官家主义”是中国传统、中国特色,我看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中的先知先觉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过启蒙作用,比如19世纪的王韬、严复等人,后来的梁启超、胡适、顾准。在近100年来,他们中一些人坚守良知,冒死陈言,呼吁变革现实,遭到了掌权者严酷的打压。与卢作孚等众多历次运动中枉死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自诉冤抑,或有感于物伤其类,1978年之后已有不少历史纪实和文艺作品,为知识分子的遭际鸣不平。比如写反“右派”的就有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还有陈寅恪热等。尽管还感觉说得很不够,但平心而论,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有疑问的。康有为狂妄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鲁迅洞察人的“劣根性”,烛照中国历史的黑暗和现实的阴险,对我们知人论世有很大的帮助,但他多疑善猜、绝不宽恕的性情,对苏俄模式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避忌,随着时空的转换,负面的影响日重。近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用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概括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进则虎伥,退为犬儒”,应该感到羞愧。

  关于工人农民。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见识,感性多于理性,往往成了被掌权者利用的工具。慈禧太后看到工农民众与洋人不共戴天的“爱国主义”热情,觉得“民气可用”,便将“义和团”合法化,希望借助他们打败洋人。“文革”中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谓贫下中农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什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都不过是利用工农兵打压政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谋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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