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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

http://www.CRNTT.com   2009-05-07 11:12:50

因此，有鉴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逐渐发生影响，那么相对于“现代社会”，是不是“后现代社会”将可能是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社会呢？“和谐”作为一种理念，它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自我身心的和谐等极富价值的意义。在这种种“和谐”中必须不断地寻求平衡度，这就要求由“中庸”来实现。中国社会能顺利地走完现代化过程，这当然是非常困难而且漫长的。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关于“和谐”和“中庸”的思想资源，也许很可能比较容易进入“建构性的后现代社会”。正如科布所说：“中国传统思想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已经发生的变革的社会来更新自己。前现代传统要对后现代有所裨益，就必须批判地吸收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比如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科布的这段话，对我们应该说是很有教益的。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晚年常常提出一些新奇的看法，他自己说，他的这些新看法是“非常可怪之论”。我想，我的上述看法也许也是一种“非常可怪之论”吧。请大家批评。 　　（汤一介小传：1927年2月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3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着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及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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