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和国学热的反传统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06 10:54:22 |
2009年11月1日,经过较长时间筹备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此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经先期设立了国学院。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学院都援引1920年代清华大学短暂存续过的国学院(1925-1929),来作为某种精神接续或合法性的根源。这次,清华大学更是理直气壮地声称将继承老清华国学院的传统,以推进国学的研究与发展。这是持续的“国学热”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又引起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新一轮想象。但这一想象,一经反思,其间意味则可能充满扭曲或反讽。 所谓继承而进一步发展,其实质,用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主体、放眼世界”。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比较关键的是,它在体制上如何实现呢?陈来教授说,在体制上还要再摸索。在具体工作上,主要是出版《清华国学文存》,将老清华国学院导师以及几十个学生的文献搜集整理出版(另外,还要办一些讲座和会议)。从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抽象原则,下降到具体的工作上,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仔细看看清华大学副校长在国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从中可以抽取出若干关键词汇,然后连缀起来,似乎就能看到何以会出现这个反差。 副校长当然是现在的体制的象征,其讲话的要害就是借用老清华国学院的名义,来促进清华大学文科的发展,具体方式上是由各方学者、教授来完成一定的研究计划、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这里点出了现行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一是研究成果。众所周知,科研计划或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评定,在今天这个体制下,往往包含着具体利益的分割。由此,我们很怀疑,依从于既有体制而关注利益瓜分组建起来的新清华大学国学院,是否能恢复老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传统,更遑论其最终所指向的“吾国固有之传统”。 而上个世纪的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突出之点是其在体制外的特殊性,即它突破了当时考评的体制而组建起来(梁启超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就被传诵为经典“特例”)。它的目标,恰恰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而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这其中的文化理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 通过反观老清华国学院,并对比今天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体制约束下的用语,与抽象的文化想象之间,存在太多绕不过去的疑问。也许,上个世纪清华大学国学院仅仅四年就停办的事实,反而有一种不同意味的启示。上个世纪的清华国学院,那是一些心存良好而纯粹愿望的人们(大师们),在体制及其利益之外建构的事业。当清华大学变成“国立清华大学”时,老国学院就分化进入了新体制下的系科之中。 可以说,体制及其后面的权力与利益,在今天的“国学热”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我们当然承认许多专家、学者内心真诚的善良愿望与憧憬,但是,“国学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是权力与利益参与其中的结果。 在轰轰烈烈的“国学热”中,作为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呢? 首先,作为体制权力的掌握者,有的人需要新的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言说与辩护,以便穿上一层新的外衣,获得更为深厚、宽广的认可与支持。他们通过推动“国学热”获得这种认可与支持,并同时在“国学热”的展开中获得更大、更稳固的对权力的掌控。思想和学术对权力的依附,在传统中似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现象。“国学热”最初好像有着对权力抛弃传统的反叛,但是,最后走向却是一个与权力附和的老传统。 其次,“国学热”过程中,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几所重点大学都举办了面向富豪的所谓“国学班”,一方面,国学直接用自身的名义毫无羞耻地指向金钱的攫取;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无论合不合乎道德与法律)而占有了财富的人,通过用钱来交换的方式,似乎为自己披上了传统文化儒雅的外衣。他们在文化外衣的包装下,可以进一步占有更多财富。就这点而论,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有所创新的,它摒除了传统学问对于金钱的蔑视与贬低。 最后,“国学热”中的文化人,也是一个值得考问的群体。有一个时期,文化人,尤其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要使用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他们与权力和利益还是离得比较远的。因缘际会,时代发展迅速,传统文化得到了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似乎也就得到了新的春天。当隔得远时,传统文化研究者清贫但似乎还守护自己的价值和独立性。但当权力和利益与国学糅合一起时,原有的那些价值守护和独立性,就被汹涌的洪流裹挟冲走了。说不清楚是原有的文化人转变了立场,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虚假文化人淹没了他们。总之,在今天的“国学热”中,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文化人、学人,重新将自己变成了传统的样子:成为权力与利益的依附者并由此依附地位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 国学已经热起来了,还将继续热下去。清华大学国学院因为承继了一个“老”的声名,使我们有了更多更大的想象,希望它能对现行体制有所冲破,而回归一点传统的纯粹或纯粹的传统,但是,“国学热”背后的权力与利益掺入,又使我们对恢复传统有了更多更深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