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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番禺反烧事件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 |
http://www.CRNTT.com 2010-03-08 13:54:47 |
谈到这点,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前面讲过,番禺反烧事件爆发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为人知,那么多悲剧,只能让李坑村民默默承受。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厂,因为它是国家级的示范工程,是广州当局反复宣称的,一座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但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因为我前面讲了,那时大家没有那么一种公共关怀,没有那么一种同病相怜。但是番禺反烧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唤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怜。刚开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样?最后才发现李坑那么多血泪故事,跟宣传完全是两个版本。然后,番禺业主跟李坑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结,他们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就开始了。 总之,番禺反烧不只是垃圾处理问题,它有强烈的外部性,公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遗憾呢?也不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遗憾就是现在的讨论空间还不够。我参与过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主题就是垃圾焚烧。节目做完后我信心满满地等着收看,但最后得到消息,节目居然被和谐。我唇枪舌剑两个多小时,全都是浪费表情。如果不是因为讨论空间有限,番禺反烧本来可以对解决全国的垃圾焚烧问题有一个更大的促进。怎样促进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主张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多元方式,多元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垃圾分拣。但有朋友提出,垃圾分拣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为什么?就有一个公民素养的问题,我说这其实不是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策,这个统一政策针对全国所有的消费品的制造商,你必须对你的产品包装做标识,标出你的包装属于哪一类,提示你的消费者把商品买到手就知道往哪扔,这么一来垃圾分拣还有什么好难的呢?垃圾分拣不难在所谓公众素养,难只难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如何出台。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促进作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促进作用只能来自对垃圾焚烧的全国讨论,没有全国性的充分讨论,没有这么一个公共推动的过程,垃圾分拣应该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的这么一种主张,就不可能占上风,我主张的厂家强制标识的全国统一政策就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去做。 公共讨论的意义在哪?就是形成底线共识。作为一场公共讨论,番禺反烧最大的收获就是形成了垃圾分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垃圾分拣第一优先的底线共识,进而改变了原来盲目推行垃圾焚烧的公共决策,先做垃圾分拣的试点。这本来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理想的契机。如果公共讨论的空间足够开阔,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这种建设性影响就不会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难形成一个关于垃圾处理的全国性的底线共识,改变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就遇到了瓶颈,即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不突破,公共讨论的空间就始终难以延伸,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始终很困难。这个瓶颈问题,显而易见,已经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致命问题。(作者:笑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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