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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

http://www.CRNTT.com   2010-05-18 09:39:32

在这样的意义上，政治的东西创设了人类的生活。它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把人说成是政治动物的原因所在。人作为政治动物，即是能够进行理性表达的动物，而进行理性表达，意味着我们有说服他人的能力，意味着大家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原则体系。 　　做一个政治学者，必须具备抽象的能力，同时怀有浓厚的兴趣观察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是怎样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运用、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展开的。政治学者必须熟悉政治思想史，经过多年的积淀，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了极为丰富和重要的传统。除此之外，政治学者还必须对政治怀有热情，必须出于强烈的感情参与政治。如果不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真正的关怀，又怎么可能愿意把政治哲学的原则作用于现实、而不是对现实听之任之呢？现实世界的确一团糟——那些想要让视线越过现实的倾向因此听上去很具吸引力。大多数哲学总会把目光投向此世之外。然而政治哲学却始终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它要在非常抽象的原则和非常具象的现实之间架设桥梁，因而它是一种夹缝中的哲学。 　　从事政治学研究，一个古老的信条是：向权力说出真相。可问题接着就来了：权力会听吗？什么是真相？政治学致力于和权力展开对话，很显然的是，对话的条件现在依然是被权力所决定的。政治学者并不能“为王者师”。 　　每一种体制都会产生与其协调一致的政治，从而也会产生与其协调一致的政治学。国家及其政治学之间的一致关系是值得每一位政治学者关心的问题。为了探讨国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需要选定三个领域来观察：公共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选择。 　　舆论研究在19世纪晚期就出现了。统计学在那个世纪成熟，并且随着国家的民主化和个人的价值开始“算数”而日显重要。抽样的技巧逐渐发展起来，民意测验不仅应用在政治上，也被广告公司和报纸所采用。 　　公共政策始于对立法的研究，而立法史在西方经历了一个从神权法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示了法律的非神话化和现代法律的慎议性。在这一过程的晚期，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政策，即行政干预介入立法与公民之间。公共政策反映了自由主义政府与公民的互相渗透，较之法律法条等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对等性。 　　公共选择问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端赖赫伯特.西蒙一人之力。他将官僚现象化为一个最小可能单位予以分析，这个单位就是决策。通过引进理性因素，西蒙把决策同一个体系联系在一起——不是同任一体系，而是同一个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西蒙的博士学位虽为政治学，但他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改变了公共政策的研究路径，公共政策分析越来越多地依靠宏观经济方法和经济学上的系统思考。这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院和法学院研究中对经济学的要求。这样的发展趋势暴露了现代官僚政府同经济间的亲和性。经济学现在成了国家的语言，政治学因此也和经济学一样，成为了“沉闷的科学”（dismalscience）。政治学和利维坦国家走得太近了，妨碍它看到、定义并评估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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