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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怪”冼星海

http://www.CRNTT.com   2010-09-11 10:45:10

冼星海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过来，不仅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政治学习。他写信给田汉说：“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1940年3月21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了长信，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贵的一份自传，后以《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为名发表，作为其学生马可所撰《冼星海传》重要附录。据信可知，冼星海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也有人记述：“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了。不过，艺术创造需要以燃烧热情为基础，而热情燃烧确实离不开一定的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保持创作所需之精力。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再则从结果来看，“吃鸡”较之《黄河大合唱》，还有可比性么？当年延安物质条件太差，“吃鸡”方成一怪。   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吐出腾腾烟雾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听至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顷刻，掌声爆响。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上，此时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同志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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