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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起步的第一年,今年发展战略的布局方式、政策绩效都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效率。 |
中评社北京1月7日讯/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起步的第一年,这一年发展战略的布局方式、政策绩效都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效率。中国企业家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文章表示,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这一转型正处在全球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刻,很多“不确定性”、内外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会严重影响到我们自己制定的“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实施——比如,无论是提高“自身国力”和“发展主导权”所需要的企业自主创新、新型战略性产业的扶持等方针,还是重视“民生、民富”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的问题,都离不开“破旧立新”后所需要的明显的绩效改善,因为大量国外经验表明,在一个没有增长保证的环境下要去推动结构调整是异常的困难——这主要是在于长期低增长所产生的人们对未来消极地预期特征会严重抑制他们配合结构调整所应该增加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但是,由于接下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主战场会从经济缺乏活力的欧美发达国家转到经济规模体庞大的、依然处于高增长、高储蓄的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市场国家,所以,上述提到的政府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就会因为外部强大的冲击和由于我们自身制度体系还不完善的缺陷所可能造成的进一步放大“冲击”的副作用等因素而凸现出各种政府调控上的难度和变数。
比如,今天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而结构调整效果还不明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虚火旺、实火弱”的现象十分突出。“乘虚而入”的国际热钱,和不断集中到金融市场的大量“闲置中”的产业资本以及通胀预期下坐立不安的消费者的储蓄资金搅合在一起,推高了国内目前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压力,使得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的力度不得不一再加马,这样一系列“对冲”外部压力的猛药,反过来又会加大我们自己按照十二五规划推进的结构调整的成本和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所需要的维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压力。
文章称,当前有 “三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内外压力”问题:即来自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压力,产业资本“虚拟化”的压力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压力等,需要社会上下能达成共识,做到齐心协力、有的放矢、沉着应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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