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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就是要创造庞大的中产阶层 | |
http://www.CRNTT.com 2012-01-20 08:56:38 |
在经历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后,时间跨入2012年,中国面临外部和内部局势的多重变化。世界发展多极化,欧美债务危机阴霾笼罩,很多国家进入“选举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文化交锋、碰撞、融合。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关键期,对于改革的各种声音再次出现交锋。 中国是否又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下一阶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进?《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及东亚问题专家郑永年。 日报:你如何评价邓小平南方之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没有取得突破口。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真正的变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后。 通过南方之行,邓小平要从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的发展经济中找到继续改革的动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决了谁来改革,改革什么的问题。南方之行以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样就终结了当时“姓资”、“姓社”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因为市场经济只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 接着,中国经历了一波经济制度建设的浪潮。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税制,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制度改革,“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等。中国还克服巨大的困难加入了WTO,从制度上和国际经济体系接轨。 同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南方之行不仅为国家经济发展指出了方向,也为共产党发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给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方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权,1995年以后国企改制,产生很多私营企业家。执政党首先修改宪法,民营企业合法化。再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入党。后来的物权法确立了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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