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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北京洪灾凸显老套路之下的新危机

http://www.CRNTT.com   2012-08-10 08:39:50  


 
  以上三种套路,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党领导群众,群众被视作失去能动性的大众群体。无论在灾情的哪个阶段,党政军各级领导,各个党员都被视为中坚力量,始终被摆在醒目的位置,其对于稳定灾区、恢复重建的重大作用;而各地群众,虽说会有“自发组织”“自发动员”,但是这都被视作是在党和政府宏观政策影响下的“先进举动”。因此,在灾情发生后,群众被视为被动的、需要动员和引导的力量,而党和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党和群众,在这样的逻辑下,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高调宣传,集中展现“先进个人”的英勇事迹与“充满信心”的乐观前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在传统媒体领域占有绝对地位。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官媒不得不以“社会责任感”出发,运用特殊的拍摄剪辑方法,宣传抗灾中的“先进事迹”,弘扬先进精神。而这种宣传背后,无一不是在宣传党和政府领导的合法性。

  形象建设,用漂亮崭新的建筑来表明国家强大的物质实力和经济基础。一般来讲,会在灾后某个特定的“纪念日”,组织“民间代表”,到灾区参观灾后重建的巨大成果,用一排排“整齐的道路”和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来突显官方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

  应当说,以上我们提到的政治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的,不仅较为妥善的处理的灾区的危机,而且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权合法性。但是,中国社会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以上各个政府逻辑所能实施的社会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中国国力增长同“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的发展方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致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都将自己视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难和社会压力。而在2008年末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国内的民生问题依旧严峻。这反应在不久前的“神舟”飞船发射成功后,一方面官媒大力宣传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民生问题比‘登天’还难”的民间言论。同时,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化的严重,由于缺乏基本的监督体系,大量的“官二代”“富二代”轻松的占据了社会发展机会,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农二代”却失去了社会上升空间,户口差异带来的福利差异,导致大量的社会年轻精英无法进入相应的社会职位,其怨气必然会不断聚集并成规模的爆发。

  二,网络普及与信息传递的“非官媒”渠道。2012年,中国已经拥有5亿网民,对于80后90后来说,网络成为了最重要的信息沟通渠道。网络的传播,使得更多的“负面消息”通过网络曝光,比如著名的“郭美美”案,当局的遮遮掩掩,使得民众失去了对于政府慈善和捐款的最基本信任;而汶川灾后重建暴露出的一系列贪腐问题,让民众对中国政治现状更加不满。网络庞大的信息量,使得传统的信息监管不能及时奏效,往往只能在某些“危机”出现之后,机械的予以“删帖”“屏蔽”,而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信息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干嘛不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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