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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http://www.CRNTT.com   2012-08-17 08:37:50

2 　　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难得的高储蓄优势，这种优势正在减弱 　　一个国家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需要更高的投资，而更高的投资必须有更高的储蓄支撑。可惜高储蓄并非想要就要，想有就有。它是受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及体制改革红利是决定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发达国家和一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发展成功地从起飞阶段向更高发展阶段转变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们收入提高迅速的时期。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它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趋于下降，相应的剩余-储蓄倾向会趋于上升，这种储蓄率的上升正好又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条件。 　　但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伴随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自然放慢接近自身极限，相应的，储蓄的增长速度自然放慢，储蓄率会稳定下来，甚至趋于下降。 　　我们把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个层次，对这五个层次国家和地区，从1970-2010年的平均储蓄率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在这近20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而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呈下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的储蓄率相对较高。处于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以后，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会自然发生变化，储蓄率从低到高，再会经历从高到低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所有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成功转型的国家都客观存在。这一客观规律恰恰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高投资的条件，并促进经济发展更快地向成熟阶段转变，从而使高储蓄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进入高消费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人均343.3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1910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5919元。 　　伴随收入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递减过程，相应的，居民的储蓄潜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为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从12.4%上升到39%。 　　从人口结构来看，这20多年来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可能是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恰好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和60年代出生人口形成劳动力高峰的重叠期。 　　丰富的年轻劳动力供应从两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一是劳动阶段也正是创造财富、收入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形成储蓄积累的阶段。二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的趋势，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成为企业储蓄，即所谓人口红利。 　　根据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一直处于上升阶段。1982年这一比例为61.5%，到1990年上升为66.7%，2000年为70.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74.5%。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的储蓄率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人口占比正相关，劳动人口每个百分点占比的变化会影响储蓄率2个百分点的上升或下降。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人口年龄呈现出快速上移的趋势。根据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调查样本数据和抽样比推算，35岁以下劳动人口呈现持续净减少趋势，推算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为3.727亿人，较2003年减少3738万人，规模下降9.1%，年均减少约623万人。 　　同时，1990年代后中国新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总抚养比逐年上升，这些变化都将压低居民储蓄倾向，拉高消费率。可见，中国即将面临一个消费率自然上升，储蓄率自然下降的趋势。可以说，消费时代不请自到，使中国面临工业化现代化尚未完成而提前进入高消费阶段的困境。 　　从制度红利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就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这种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带来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带来了企业效率的快速提高，这都为中国企业储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储蓄结构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企业储蓄占比大，且提高很快。从1992年至2011年，中国企业在整个储蓄中的占比从32.2%上升到42.8%;而居民储蓄占比则从55.7%下降至47%。 　　这一方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即企业占比过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进步，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发展后劲充足。但随着制度结构的日趋成熟，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会自然趋于下降，由此而来的储蓄来源也会趋于减少。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储蓄并非源于居民不消费、少消费，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及制度变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机遇，而非我们想要就要，想有就有的。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特殊礼物。我们应倍加珍惜，好好用于增加国民福祉。否则，机遇即将消失，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条件不再存在，经济很有可能步入一个由高速转入中低速时期。这时，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家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可能因我们丧失高储蓄和高投资而遥远无期，甚至变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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