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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不改革就没有“下半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0 09:28:06

“招商引资”使土地利用结构失衡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地产泡沫和土地财政的循环，能具体解释一下这种模式吗？ 　　陶然：这涉及到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真正将“中国模式”和传统“东亚模式”区别开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层面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减少，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和产品逐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流动。这时以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为主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开始亏损。 　　与国企和乡镇企业不同，私企有更大的流动性，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非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来扩大税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虽然从制造业发展中拿到的分成比例小了，但制造业的税率提高，所以地方从制造业获得的实际税率并没有下降。 　　与此同时，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营业税和土地出让金，而制造业对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发展存在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进行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可以带动本地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并给地方带来预算外和预算内收入。所以，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于工业开发区，并利用各种优惠条件来进行工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并没有下降。 　　新京报：由此引发了什么问题？ 　　陶然：这种发展方式下，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出现失衡：一方面，廉价的制造业用地导致各类工业开发区用地不集约，浪费了宝贵的耕地资源。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而必然会进行垄断、控制性供给，流动性过剩与住宅用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在过去10年以来迅速增长乃至泡沫化。 　　中国发展不能走美国模式 　　新京报：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你提出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陶然：举个例子，目前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如果到了30多岁，很多就回去了，因为城市里面房子买不起，而小孩在城市里面没法上学，她就回去照顾小孩了。男的到了40多岁可能也回去了。 　　但在一个正常的城市化进程里面，房价没有泡沫化，孩子上学没有问题，这些人应该都在城市里面定居下来。一般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迁移人口到四五十岁继续在城市工作是非常常见的，但在中国，到了这个年纪之后都回去了。如果能通过土地、教育改革让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就会释放很多劳动力，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劳动力因为制度因素而无法充分释放。 　　新京报：但从目前的现状看，户口只提供三种公共产品，其中包括住房保障，因此土地制度与户籍也是紧密联系的？ 　　陶然：最困难是住房。现在户口对应的公共产品是保障性住房，但土地制度改革之后，政府可能不需要提供多少保障性住房。由本地农民提供，由市场来提供就好了。而一旦土地制度改革后，政府还可以抽取更多税收，其中一部分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户籍改革也就完成了。 　　新京报：有一个时兴的问题，与你之前的研究领域也有些相关。展望未来，有人说中国人不可能有一个“美国梦”，即住大房子、开大汽车、高消费等。你怎么看？ 　　陶然：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一样，不是只有”美国梦”才是发达国家的表现。现在韩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也不都是大房子、大汽车。 　　中国的发展不需要美国的模式，只要达到日本韩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每个人都有比较体面的居住环境，正常的出行环境，能享受基本的清洁空气，有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就已经很好了。而这些通过改革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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