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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我记忆中的文化大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5-19 09:15:07

1966年，我虚岁15，正在湖北省沔阳县沔城中学念初中，上半年是初二下学期，下半年是初三上学期。本应1967年夏天初中毕业，所以后来通常被叫作“老三届”里67届的初中生。 　　那年春天，我们那一带暴发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那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疫病，通过空气传染。造成的社会恐慌类似于2003年的非典，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两个多月。周末不能回家背米和腌菜怎么办？记得是我堂姐的大儿子给我送到校门口的。 　　那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凄惶，主要是惦着挨整的父亲。1962年即“三年困难时期”度过之后，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1963年2月决定开始在全国城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农村的社教就叫作“四清”，起初以清账目、清仓库为主叫“小四清”，后来升级为清思想、清政治为主，就叫“大四清”。我们村（生产大队）解放后一直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而我父亲，不论大小“四清”，都是上边工作队定的头号“运动”对象，虽然他早在1960年反“五风”时就被撤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成了留党察看的“垮台干部”。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清楚父亲为什么会成为“四清”运动的头号对象。按说“应该”挨整的是我二伯：合作化时他是村支书，后来成了国家干部在本公社机关工作；反“五风”后他被调回生产大队接手他弟弟（我父亲）担任支书，直到1966年冬四清结束退居二线，当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也许是我二伯不仅清廉得实在无懈可击，而且性格特别温和、从搞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只是照政策办事，从未对人疾言厉色？细想，我父亲确有问题：1960年下台后，他被派到远离本村的排湖开荒，他这个农场场长带的基本队伍是全大队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能划清阶级界限吗？他还在农场成立了一个皮影戏班，请来个姓丁的师傅晚上教戏，唱的无非《封神榜》、《四美图》、《三请樊梨花》之类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据说皮影戏班后来常被周围生产队接去唱，富农子弟梁某表演时，“差官”皮影倒了，他居然让他站起来后说是“太饿了”，这不是“恶攻”吗？农场办起来后，父亲又回到本大队，办了榨油厂，随后又办了出产榨油原料棉籽的轧棉花厂——往好了说，是搞“多种经营”；但要整你，那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此处不扯远，且说这年春天我被隔离在校园，父亲挨斗的同时，听说7岁的三弟染上了脑膜炎，差点送命……总之，那个春天，我的记忆里没有国家大事，也没有校园生活的故事。 　　疫情解除不久，校园里就热闹起来了。 　　先是批斗校教导主任肖运川，批斗摘帽右派分子胡常德。那应该还算是学校里搞社教运动的内容，方式比较文明，也就是让他们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自我批判而已，同学们没有喊口号，更没有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肖主任在教师中应该是最年长的；他没有教课，但我们相信他是最有学问的——不然怎么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当管教学的主任呢？他的罪名是什么，我忘了。只记得10月份我们从学校出发搞革命大串连，步行到县城仙桃镇，要路经他的老家张沟镇；他被遣送回老家，是与我们一起上路的；我们要进北京见毛主席而欢欣鼓舞，他则神情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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