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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 |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
这类告密已不同于传统告密模式 《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丑陋的告密之恶。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有完全不同的发生逻辑。 传统告密模式虽然残酷,但仍强调“亲亲相隐”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远者,如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湾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学人王鼎钧觉得自己身边当年遍布告密者:“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那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 无论古今,这些传统告密模式,或是群众运动,或是当局撒网,虽然残酷,但“亲亲相隐”总是最后的一道底线。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学的秦国,《商君书》里虽有规定“民人不能相为隐”,否则必受株连,但云梦秦简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张家山汉简里的规定更严厉:“子告父母,……勿听而弃告者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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