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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推动什么样的城市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9-25 09:21:00

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文章表示，中国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被转化为人口红利。因此，一旦人口结构向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事实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资本边际回报率也已经开始降低。即便生产率提高速度保持不变的话，中国GDP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也将从“十一五”期间的10.5%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2%，并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6.1%。 　　潜在增长能力是一个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关的概念，因此，从供给方因素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根据我们的模拟，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这一期间的年平均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社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实，意味着他们作为城镇所需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就业预期不稳定，从终身来看，非农劳动参与率也较低。例如，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农民工常常受到周期性失业的冲击，许多人甚至不得已而返乡。同时，由于不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特别是不能预期在城市颐养天年，他们在较低的年龄上就主动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见，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无疑可以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他们的实际劳动参与率，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积极效果。 　　2003—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增长速度有利于继续鼓励劳动力转移。但是，工资增长如果继续加快，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及超过企业的承受力，就可能演变成休克式的结构调整，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借助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即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可以达到推动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的目的。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文章认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将会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也需要更强劲、更可持续的需求因素与之适应。今后，无论是世界经济的复苏乏力，还是中国比较优势所发生的变化，都难以使我们预期更乐观的出口需求。同时，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也需要转变，所以我们也不寄希望于过快的投资需求增长。因此，说城市化蕴含着深厚的内需潜力，实际上指的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所创造的国内消费需求。 　　在农民工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市民之前，由于他们的收入缺乏稳定性，其消费充满了后顾之忧，并不能成为像城镇居民一样的正常消费者。通常，农民工需要把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汇回农村老家，作为个人的保障手段以平滑自身消费。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水平的话，即便在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也就是把原来汇寄回家的四分之一工资留在手里，他们可支配的工资可以提高33.3%，提高幅度相当于从城镇居民收入五等分组中的“较低收入户”提升到“中等偏下户”，而通常这个收入组的提升可以将消费支出提高29.6%。 　　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在国内最终消费支出中，大约四分之三是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四分之一是政府消费支出。后者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一方面由于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又因强化了政府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可以合理地扩大政府消费规模。这两个效果进而都将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更加平衡、更加协调、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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