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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谈中日交恶的背景与日本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8:59:30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露出的“否定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的评论文章,剖析当时日本的战略。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是“北京怕乱”牌。

  不过,事隔14年的2010年,当日本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其实只剩下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武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经济牌”之虞。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与1996年相比,“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2012年)之后,东京最得意的拿手把戏,莫过于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北京怕乱”牌了。

  从这角度来看,一年多来,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对于东京来说,也许最大的冲击,就是东京再也不能利用北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的惯用语)的弱点,施展其强势的邻国外交战术。

冀图收回三个“反省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中日摩擦日益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在独岛(日人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剧烈的争执。

  至于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扬言要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不满情绪而发表的 “反省”谈话,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话就是,一、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而发表的“宫泽谈话”;二、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为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三是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话”。对于这三个口惠而不实的谈话,老实说,亚洲舆论界的评价并不高。但就连这口头上的声明也要一笔勾销,则不能不令人对日本领导人的基本史观及其今后的走向感到不安。

  当然,安倍首相的这些言行,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为讨好选民的政治秀(即“选民迎合论”),也不是因为一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即“右翼绑架论”)。恰恰相反,安倍妄图否定侵略史及其参拜“军神”的行为,是与其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告别战后体制”的使命分不开的。这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唯一“合理解释”的理由。

  说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结算”路线和1993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个“夙愿”,其实也是打从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那天开始,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力图摧毁与修改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本的牵制。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在宪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彼此之差异,充其量只是对修宪的不同时间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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