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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迷局：权钱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对战袁宝璟 　　1994年，刘汉已经在成都期货界颇有名气了。他成为中期公司四川分公司的最大民营客户——这家公司是隶属物资系统的著名官办期货公司，交易量在西南地区排名第一。他在四川期货界拥有了常胜的名声。“成都期货界原来有‘三刘’，刘汉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刘’都有国企背景，资金实力高过刘汉。但后来都败在他手里，退出了期货界。”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胜利给刘汉带来了财富和人气。刘汉在庭上自辩时说：“当时人们不了解期货，我从百万到千万，再到亿万富翁，就是一夜的事。”因为少有败绩，很多小散户们也愿意跟着他做。期货对战很多时候拼资金量，有众多小散户的追随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但胜利也带来前进的阻碍——他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对手。 　　期货是多空对战，想要赢得多，就需要有相当实力的对手。而与广州、浙江等更为富裕的地方比，“四川期货市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比较少，小散户多。当时国营行业就只有物资系统和粮食系统，其他只到成都和省一级，地方上思想比较保守，钱也比较少，很少参与”。这意味着市场集中度高，市场价格更容易操控，但想找到可以大赢一笔的大对手也不容易。随着逐渐做大，川内市场一度留给刘汉想要的机会并不多。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刘汉原本不做省外的品种——因为他觉得省外有很多大客户，他掌握不住对手的深浅，但后来也不得不去上海、海南等地的期货市场寻找机会。 　　1996年，北京建昊实业集团的董事长袁宝璟来到成都炒高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四川是高粱的主要产地，这个品种主要在四川联合交易所做。因为高粱是区域市场，所以价格波动比较大，容易炒。从实力看，袁宝璟各方面都优于刘汉。他受过高等教育，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去建行做人事工作，后来下海短暂从事农产品培育，随即进入资本市场。当他来到四川时，已是身家雄厚的资本玩家。他的代理商是中包期货（中国包装总公司），同时还在京铜期货也开了户。 　　袁宝璟在这次高粱之战中选择了多方——这是通常有资金实力的人选择的立场。做多需要有钱，做空需要有货。期货界有句行话：钱无穷而货有限，意味着资金大户确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左右市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无限的，如果炒作的价格高到违反了经济规律，仍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当年北方期货的大股东东海明珠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以一己之力做多单抗衡市场，价格抬得太高，遭遇散户们联合做空而失败。 　　1996年的袁宝璟也犯了同样傲慢的错误。高粱现货价格1300元，期货价被炒到1900元。这样悬殊的价差已经引起了散户们的注意，不过他们缺乏一个可以带领他们阻击大户的首领。当袁宝璟入川时，刘汉还在海南炒期货。成都一个老板告诉他，成都高粱的价格被炒得太高，希望刘汉回去成都，出手干预行情。而抓住对手犯错的机会，从暗处完成阻击，一向是刘汉的拿手好戏。 　　光从资金量看，袁宝璟占据优势。“他交易资金1个亿，应该有两三个亿可以追加。刘汉也能找到两三个亿的资金，不过他做空，还要去订货，就需要多于多方的资金。但袁宝璟把价格炒得过高，刘汉进来后，很多原来做多的散户也倾向于跟着刘汉做空，价格就给顶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一位参与此次交易的期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当对战进入僵持阶段后，袁宝璟派人来谈判，刘汉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刘汉说：‘第一，你把价格炒得太高，违背了大势，一定会输。就算你有钱，我也可以去找援军。第二，你如果现在退出，已经入局的资金没有办法，但后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点数给你，当作你来玩玩。第三，如果你还坚持抬那么高，我就组织人去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价格。’”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这些并不只是吓唬对手，他确实做了这方面的人手准备。1996年政府正致力于平抑物价，刘汉判断涨幅超过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预的。 　　知情人士说，刘汉在谈判中如此强势，还因为他在入市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当时期货公司只公布总的持仓量，但不会公布单个客户的持仓量。刘汉通过自己在四川期货界的人脉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仓单，由此推算出了袁宝璟的持仓量。另外还通过银行方面的关系，查到了袁宝璟可能动用的资金量。 　　在准备最后的对战时，“我写了一个报告给刘汉。我原本想在扣除交易费用后，选择一个价格上限来做。但刘汉说，‘你写的道理上是这么回事，但还要更低’。他决定做下限，这样赚钱更多，但跟多方交手的风险也更大”。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回忆。面对资金实力强过自己的对手，刘汉敢于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还有两张底牌：一是涨跌停板的交易规则。这是国家赋予交易所的权利。多空双方交战，一方的保证金输完了爆仓，交易所要负担连带责任。1995年327国债事件后，为了控制交易风险，国家给予了交易所涨跌停板的权利。在与袁宝璟的对战中，四川联合交易所运用了这个权利，“相当于给了刘汉喘息的机会，给他时间去找资金、找援军”。 　　另一张底牌是交易席位。多空对战一般情况下是拼资金，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时，最后的输赢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总量是固定的，每个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对手有再多的资金也进不来。“袁宝璟和刘汉的对战，最后就是在席位数上。刘汉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给控制住了。比如一个席位费一年5万元，他可能花高价给包下来了。袁宝璟找人来开仓，这个席位就是不开仓，不接客户。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时四川联合交易所100多个席位，20%自营会员都是当地的，刘汉争取到了他们。”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的结果是，袁宝璟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这场对战严格检查应该说没有违法，但刘汉在规则之内利用主场优势做了一些手脚是肯定的。他的行为有很多踩在边界上。”一位曾参与这次对战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单从输赢来讲，这个案例并不大，当时全国一年内输赢1个亿以上的对战有十几个，但由此牵扯的恩怨命案却是罕见。袁宝璟手握重金，却处处受制，输得颇有怨气，一年后袁宝璟的手下汪兴派人枪击刘汉。事后不久，袁宝璟与汪兴反目，汪兴又被杀身亡，袁氏兄弟三人也最终因牵涉汪兴命案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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