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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文章提出，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有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于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通过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于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上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就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与更自由的市场准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8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棋手"和宏观调控的"先头炮"。”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 “调控”的手段之一。让各企业和个人在平等的规则之下，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而且也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和存货的及时调整，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措施，当首先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自我调适的功能。毕竟，市场机制对纷繁芜杂的信息更灵敏，信息的分散化处理机制更及时、更切合实际，政府的干预或“数量上增减”的调控，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其次，技术创新始终是经济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供给量、改善供给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换言之，缺少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增长，终将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总需求扩张的不可持续之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总书记也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意味着拥有先进供给能力和最“清洁”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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