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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新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12-22 09:58:42  


 
  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74.5%高峰,劳动力供给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情况虽然还没有转变成劳动力短缺,但却意味着中国已经用尽了其“人口红利”,并在一系列劳动力密集制造业活动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市场改革初期,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

  从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高增长结束的特征,是增长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结果。习近平大力打击贪污和寻租行为,在巩固他的权力的同时,也在短期对经济增长造成“附带损害”。比如,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包括官员出差、宴会和其他利益,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各层次政府的反贪调查,给官僚体系带来了不稳定,造成政府官员的不作为,甚至造成政策瘫痪,尤其是在地方上。

  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也同样带来了“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实行去杠杆化措施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时,政府也制造了压缩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增长从量到质

  有关经济增长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性质看法有根本的改变。邓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为中国取得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荣”和“发展是硬道理”。随后,中国经济决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顾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这带来了超过30年的双位数增长。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然而,这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国民收入主义”),也导致许多社会代价,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8),和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

  习近平显然决定摆脱中国长期以来以GDP为目标的增长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不会由单一GDP指标的改变决定。从现在开始,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如稳定的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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