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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http://www.CRNTT.com   2015-01-04 09:44:58

生态文明建设 　　文章认为，从更广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与可持续性。忽视环境与生态的发展，会从根本上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过去30余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伴生了高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严重的生态破坏，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据相关机构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如果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此类经济损失，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直接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新常态下的增长，必须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与制度保障。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在这一框架下，绝大多数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都成为企业负担。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负向激励”问题，我们建议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尽可能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有效的制度，保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此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社会公平与包容 　　文章强调，在注意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平和百姓福祉，促进包容性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最近流行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让全世界将目光再次聚焦于不平等和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更凸显了公平和包容的重要性。 　　在中国，制约公平和包容性增长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偏颇和社会流动性不足两个方面。 　　就收入分配来看，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会面临最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不仅成为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讨论的重点之一，更在许多拉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也表明，在由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异常突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如Piketty(2014)分析的一样，在于资本统治劳动，利润侵蚀工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7以上，超过国际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水平。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引发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决策参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的强烈不满。 　　从社会流动性来看，中国确有陷入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的危险。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所上升。但在近十余年中，社会流动性又趋于下降。从长远看，这种趋势的延续，可能固化既得利益和贫困阶层，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失控。这种状况，比静态的贫富悬殊更值得忧虑和关注。因此，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将致力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和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公平和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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