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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宪法共识应为两岸和平协议重要内容

http://www.CRNTT.com   2015-04-12 00:15:10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看作是由众多成员构成的统一体。②何叔涛在其《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应该理解为‘超广义的民族’，即‘复合民族’。”“这里的‘民族’不仅仅指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而且还泛指各个民族集团，即由许多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③而贺国安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④大部分学者认为，不能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或者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或者“炎黄子孙”，因为这种说法并非科学。“三苗、九黎、蚩尤、共工、匈奴、吐蕃、南邵、百越的子孙同样是当今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⑤而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诠释，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及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这三个时期内也有变化：从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到开放的民族主义概念，再回到完全彻底的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这样的历史演变，是随着政治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建党之初，中共在民族理论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受苏联的影响较多。“‘联邦制’、‘民族自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内容，在中共三大上的《党纲草案》、中共六大上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之中都有明确的论述。”⑥“联邦制”、“民族自决”中蕴含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主权理念成为中共后来民族治理指导思想和民族政策形成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共民族理论政策的系统化时期。民族平等理论、民族团结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尊重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干部培养使用等一系列民族政策理论都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民族问题日益凸显，中共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所创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进行了系统地理论阐释，深化和发展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通过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被逐渐关注，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不止一次地在重要场合被中共领导人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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