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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社会与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http://www.CRNTT.com   2016-03-02 08:05:35

6、老龄化社会的加深 　　农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通过多生以保持一定量的存活子女数；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基础上的节育型优生；而后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则是抚养成本迅速上升过程的低生育模式。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率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也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而发生。所以，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导因于计划生育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深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就非常特殊地表现为人口金字塔顶部和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双重性老龄化。从人口金字塔的顶部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延长。在1949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仅仅只有35岁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延长到71.4岁，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延长到74.8岁。 　　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势必会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自此开始，中国步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05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7.7%。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龄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1%。这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龄化的社会。 　　在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重迅速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比为16.6%，2012年该组人口占比下降到16.5%。2013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将少儿人口的年龄调整为0-15岁，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该年为17.5%。一年后的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说0-15岁少儿人口占比同样是17.5%。 　　但中国16-59岁劳动力人口，却从2012年开始下降，该年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减少了240万人，2014年又减少了371万人，估计2015年下降的劳动力人口会更高。另外，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会处于下降的态势。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尤其是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养老压力会更大。独生子女的婚配模式，在城市社会内部，会主要体现为“双独夫妇”的特征（即结婚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虽然“单独夫妇”（即结婚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数量有所上升，但伴随人口流动的发生，子女与父母亲都在同一城市的比率却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养老负担，会在后工业社会的加深过程中，逐渐加大。尽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改革了原有的计划生育措施，开始实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快速的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影响下，在人均受教育年数延长、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生育率不会发生突发式的变化。 　　二、新社会结构生成中蕴含的挑战 　　文章认为，原来那种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以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并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国制造”。但旧动力的不可持续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已迫使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下，这也正好与世界经济的衰退过程耦合在一起，于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调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时发生了作用，从而产生了像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过程。这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挑战。具体来说，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的挑战为： 　　1、中产阶层在成长中具有脆弱性 　　经济波动的程度，会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带来诸多风险。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中国老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中国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价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身负巨额按揭。他们在购买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随后的20-30年当中“为银行打工”。为什么表面看起来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却强差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资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其本身在职业上转变为白领，但其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的血缘联系。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的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将自己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却又必须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经济、情感与劳务支持上回报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父母亲或工人父母亲。一旦遇到父母亲经历疾病等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施之以援手，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心理。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着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还会伴随着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比如超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级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说，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现，就是出身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是社会流动的陷阱！ 　　2、消费社会易于导致拜金主义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会强烈地将消费转变为一种符号。那种传统社会塑造的看重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长期使具有使用价值意义的商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而使具有阶层区隔意义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短缺状态。社会流行的时髦会在媒体与上层社会的引导中缩短周期。 　　这是中国社会处于买方社会之后第一次迎来的商品过剩时代。越是后工业特征强烈的城市，就越易于将街道转变为时装秀，将夜色转变为灯红酒绿，将电视节目转变为偶像剧。每一次消费的升级，都将追随“流行”的步伐。即使是乡村的少女，也会穿上热裤并将头发染成流行色。为满足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制造商也会批量生产出标记了时髦的各类商品。于是，消费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生存之所需，而更强烈地显示出身份之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前卫的消费会转化为公开的炫富，以显示自己跟随时髦的步伐或与众不同的特例。所以，我们惯常看到的情况是：手机与穿戴设备缩短了更新换代的时间。有些人甚至为使用最新款式的苹果iphone而不惜卖肾。还有些人为购买品牌手包而做“小三”。在缺少文化引导的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极易找到生发的土壤。上层阶层的炫富与中产阶层的品味，在将自己与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相区别的同时，也会拉开其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断裂”，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更需要弥合阶层之间的裂隙，并维持阶层之间基本的团结。社会上发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后工业初期阶层之间的距离感的拉远。 　　所以，物质的繁荣与人们对物质之消费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时代的哲学文化科学所指导。缺少文化导引的物质消费，很容易导致纸醉金迷。只有用文化中和了消费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消费才能运行在秩序的轨道之中。 　　3、后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转变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中国社会的城镇化，主要强调的是农民就近就地非农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强调的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同时性。但2000年之后的实际演化过程，却更多体现的是“农民的进城”，而非“农民的进镇”。总之一句话，体现的是城市化。毕竟，城市的繁荣，使很多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不得不搬入了城市以寻求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衰退，更强化了这种趋势。 　　现在中国的后工业化，更是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强力拉动之下的后工业化，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污染压力之下不得不“去工业化”中的后工业化，也是中央政府在环保压力之下偏好抉择的后工业化。正因如此，当前的人财物和信息的流动趋势，仍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拉动之下向地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模式。这很容易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为“有文化的”、“有商业的”、“有娱乐的”、或干脆说是各种“繁荣”的核心。市场正存在于此：投资方向决定着就业岗位的创造；就业岗位的创造吸引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决定人口集聚的方向——由此也会固化中国的人口分布。 　　从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755万增长到2151万，净增加了396万人；上海常住人口从1921增加到2425万人，净增加了504万人；天津常住人口从1218万增加到1516万人，净增加了288万人；广州常住人口从1033万增加到1308，净增加了275万人。最近，在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制造业的衰退中，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其服务业的迅速成长拉动了人口的移入。 　　所以，人口流动在使农村空心化之后，又显露出了乡镇与小城市的空心化趋势——首先表现为产业的空心化，然后会表现出人口的空心化。如果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乡镇的空心化趋势会更明显。现在，大约全国有35%以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流转。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已经有58%的土地完成了流转。这意味着流转了土地的农村会变成人口日渐稀少的“生活村”和“老人村”，而不再是“生产村”。土地流转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一家一户的、井田制模式的承包责任制生产模式，将更加弱小。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的竞争力一定会强于单个的老年农民。当这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或其因为年老体弱而退出生产领域，中国就会完成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洗礼。“十三五”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会更为迅速地拓展农业机械与自动装置的使用范围，从而大规模节约农业劳动力，这将大力促进城市化的步伐。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之下，不仅会频繁发生“撤乡并镇”的事情，而且还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心化”——乡村的学校进镇、医务所进镇、商店进镇的局面，很难在短期改变。农村的养老问题，也会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的过程中暴露得更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化结果，与欧洲的城市化结果、或者与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结果、或者与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结果不同。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几百年的小城市化和中等城市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居住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因为漫长的工业化逐步将人口稳定在小城市，形成城市化中的本地化。但中国迅速发生的城市化，在乡村及周围乡镇还没有发生产业革新运动的时候，就发生了强烈的异地城市化。比如说，在农民工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1.7亿左右，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才1亿左右。 　　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扩张，将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力都拉入了东部城市，而延缓了农村、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过程。于是，人口流动的趋势仍然会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比如说，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的某些省份，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是人口净流出地区。这使传统社会形成的中国人口的瑷珲-腾冲线，在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浪潮中，基本没有改变。 　　与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相仿，省市层面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城市化拉动之下的乡镇人口向小城市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当地中心城市流动。在招商引资向大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又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固化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物流等基本公共资源，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优于镇和小城市。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更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比如说，从2009年到2014年，环渤海城市群流入了868万人，“长三角”城市群流入了996万人，“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了796万人。 　　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力资源逐渐将优于资本和土地等，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撑力。在农业社会，只要智力健全，可能不用经专门培训，家庭就会教会其成员如何耕种。在工业社会，只要花费较短时间，接受过基本教育，就能适应工厂体制的工作。但在后工业社会，劳动者就需要完成教育机构的专业培训与大专以上的教育，才能够找到具有现代职业意义的就业岗位。大城市的后工业化过程，会率先完成社会的转型，并将中国的主要经济增长引擎拉入其中。所以，精英集聚到大城市的过程，也是拉动其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新常态决定了后工业化的趋势，并会通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固化这种趋势。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放开城镇与中小城市、由大城市自行决定开放程度，严格限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这种僵硬的行政控制，与市场的拉力正好相反——即户籍制度的供给，难以满足绝大多数进入500万人以上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需求。于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后工业化时期，会转变为城市内部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入非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表面看起来在扩展流动人口的权力，但实际却被城市当局变相转变为限制外地人的门槛。流动人口的最大特征，是哪里有就业岗位、哪里有待遇较好的工作，就往那里流动。在居住证设计的诸多门槛中，流入的外地人口，就很容易沦落为所谓的“二等公民”，遭受制度性歧视。 　　在制度上对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入外地人口的区分，恰恰与人口居住地域结构中市区人口与城乡结合部人口同构在一起。因为收入低下但又必须承担高昂的房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性，本地户籍人口逐渐积聚到城市中心区，而外地流入人口则积聚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居住的区位结构不断生长着社会治理成本——中城乡结合部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流动人口就会就近就地集结在一起，使群体性事件卷入的人口越聚越多。 　　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先是将自己的妻子带入城市，然后又将自己的孩子带入了城市。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出生在流入地、成长在流入地、上学在流入地、长大后也会就业于流入地。他们对家乡已没有明确的认同概念，但在城市却不能与同代的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而受各种制度的歧视。于是，农民工中的“新生代”问题，会很快转变为“农民工的第二代”问题。 　　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中国如果处理不好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的问题，就很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4、中国已进入少子化时期 　　进入中产化时代之后，人口的生育模式就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跨入中产化社会的国家，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于生效。但其为鼓励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却很难立竿见影。在有些国家，甚至于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改革红利没有释放出预期效果。于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打开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据该次会议的建议，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可即使生育政策发生了改革，少子化的趋势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后工业化社会会完全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在本质上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农村地区，也会从养儿防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的结合。在中国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居家养老中的“夫妻互养”会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丧偶之后也会坚持“自我养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依靠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 　　现在存在的年轻老人（60岁左右退休的子女）赡养老年老人（85岁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会在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过程逐渐消退。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必将改变体力劳动盛行时期那种按退休年龄规模化退休的模式，而不得不在退休后继续再就业。 　　另外，伴随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推迟了结婚年龄的独生子女，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计划，根据就业与住房的稳定性、根据身体保健、教育费用、育儿费用等生活成本的控制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一代——如果初婚发生在30岁左右，如果初次生育年龄发生在35岁左右，则其空巢期会大大推迟。还因为独生子女的子女，会在教育机会的扩展中普遍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如果其子女接受本科阶段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一半左右，则独生子女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大学校门的年龄将逼近或超过60岁。 　　如果独生子女初次生育孩子后的4年到5年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其理论空巢期会推迟到65岁左右。如果独生子女一代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购房资金支持，则他们在逼近70岁时才可能会自己照顾自己。这时，70岁的老人，再回头赡养他们的父母亲，将力不从心。所以，中国社会在进入少子化时代之后，会由于后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家庭互助模式——代际之间的支持关系要让渡为夫妻之间的支持关系。总之，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有计划性与家庭人口生育安排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影响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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