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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国民党“本土化”的经不能唱歪

http://www.CRNTT.com   2017-08-10 00:13:50

一是台湾政治体制的变迁深刻影响国民党的“地方化”、“本土化”。导致政党发生变革的“外部刺激”包括“重要的宪政改革、公共资助、重要的新政党诞生”、“选票比例与政党席位的变化”⑩等等。翻开国民党“地方化”、“本土化”的历史篇章，台湾政治体制每一次重大历史变革都深深影响着国民党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的变迁，成为国民党由全国性政党向地方性政党转型的重要催化剂。1980年5月14日基于台湾本土的《选罢法》正式公布实施、1986年9月28日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诞生、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在台维持38年之久“戒严体制”解除、2000年3月18日国民党首次丢掉台当局政权、2016年1月16日国民党首次丢掉“立法院”第一大党的宝座，每一次台湾政治发展的重大变动都给国民党造成强烈冲击。一次次冲击之下，长期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国民党政权不得不面对现实，推动台湾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的地方化改造，并在这种改造当中实现自身由“全国性政党”向“地区性政党”的转型⑪。在“一党专制”时期，国民党尚能通过独裁统治抗拒“本土化”，但在竞争性选举制度实行、“权力市场化”之后，国民党在新的政治结构以及台湾本省人占绝对优势的人口结构下已经难以阻挡“本土化”。 　　二是两岸及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迫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地方化”、“本土化”。国民党“逐鹿中原”理想的丧失、“偏安台湾”心态的产生，与两岸及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昔日“反攻复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抱负”在海峡两岸与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现实面前成了“历史笑话”，当“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及其形塑的‘两岸两国的定位’、‘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台湾人选台湾人’、‘台湾主体性’、‘守护台湾主权’这些概念已经被台湾社会或者说被多数台湾民众所接受”，国民党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只好被迫对意识形态、组织体系等进行新的调整。当国民党认识到“统一中国”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又不甘心被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时，它只好选择“立足台湾、经营台湾、扎根台湾、偏安台湾”。 　　三是选举竞争的压力促使国民党的组织体系进行“本土化”、“地方化”改造。根据政党变革理论，“选举场所交换意义上的选举失败与选举情况恶化是外部挑战的经典形势，对政党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⑫。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选举竞争中的多次失败经历，均给其发展造成强大压力。距今最近的一次选举失败经历，更成为国民党组织体系“本土化”加速进行的催化剂。2016年两项选举，民进党首次“全面执政”。民进党上台后，加紧利用“不当党产条例”等立法手段对国民党展开政治追杀，将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党产悉数冻结。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国民党经费募集体系被迫实施变革。2016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公职人员募款责任额制度”。该制度实施后，“国民党所有党公职分为26个类别，上至党主席，下至乡镇市代表会副主席、乡镇市长及地方区党部主委，各有不同责任额度”。募款制度的变化牵动着党务运作体系的转变。权力与责任的变动也倒逼着国民党组织体系不得不由以往中央主导地方、指挥地方的“由上而下”运作体系朝中央结合地方、地方推动中央的“由下而上”的选举机器运作模式演进。 　　（二）国民党“地方化”、“本土化”是“赢得台湾地区政权”政治目标的现实需要 　　从政党目标变化角度观察，国民党“地方化”与“本土化”既是台湾政治变化的产物，也是国民党自身政党目标调适的结果。纵观国民党在台发展的近70年历史，其政党目标不断变化。逃台之初，国民党的政党目标应当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维护“三民主义”，政权层面的“反攻复国”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其中，为“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应当是国民党在台生存发展的“首要目标”。但随着岛内外政治环境变化，尤其是在台湾逐渐实现民主化、开放竞争性选举之后，国民党的首要目标已经悄然改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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