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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教育 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 |
http://www.CRNTT.com 2010-01-13 10:21:15 |
怎么才算是“优先发展教育” 说到“优先发展教育”,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和回答。 第一,“优先发展教育”是不错,但问题是怎么才算是“优先发展教育”,这需要具体明确的界定。否则,就无法操作和落实,无法操作和落实,就会使政策目标成为任人随意解释的口号。教育的问题不完全是教育系统的问题,而且,教育系统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投资问题。其中,既有投资不足的问题,也有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有投资管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在上述三个方面应该怎么体现? 在笔者看来,教育“投资不足”确实是个问题,但不是教育发展的唯一问题。很多时候“投资不足”成了一种借口和托辞,往往掩盖了“结构失衡”和“投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结构失衡”表现为教育资源在不同教育层级(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育种类(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地域空间(如城乡和区域之间)分配不均等,从根本上反映了教育的不公平。“投资管理不到位”意味着教育投资缺乏严格管理,使有限的投资没有发挥最大收益。 就拿高等教育来说,这些年国家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名目下投了不少钱,但高校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却似乎与日俱增。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恐怕就与“结构”和“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大学经历过兼并、扩招这种外延拓展的努力,也经历过学科建设评估考核的尝试,还经历过人事改革、工资改革等绩效激励“创新”,有些大学还在招引人才、更新换代上费尽心机。这些努力从来没有(或很少)聚焦于解决大学教育行政化的问题,反而使大学行政化变本加厉。近年来,与政府的发展趋势大体相一致,大学的资源和权力也越来越集中,而集中就使管理部门、岗位和职位急剧升温,使这些部门、岗位和职位“寻租”机会大为增加。 此外,大学主办产业,这似乎是中国大学的普遍模式,而产业系统又潜伏着巨大而实在的利益,成为大学管理层的核心资源部门。所有这些资源诱惑,都促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只要有可能,人们宁愿在学校或学院当个一官半职,也不甘心做个埋头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普通教师。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看到大学许多怪异现象:就是在学界有名气很有前途的教授学者,也要拼了命去争坐一个带“长”的行政位子。于是,领导或管理层换届就成了大学的敏感期,围绕官位和权力而展开的打斗也便此起彼伏。显然,在大学这个小社会的各类打拼中,人们算计来算计去的,不是为了如何在教学和科研的标杆上提升,而是怎么把持权力并在权力的标杆上爬升。 如此说来,要办好大学教育,就要进行大学改革,而大学的改革就应当针对行政化集权问题而展开,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设法构建一种相对分权的分配和管理模式,在 “前台”(教学科研系统)与“ 后台”(后勤产业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党政会议和教授会议,以及校、院、系、所几级机构之间适度分权,保证资源配置多元化,在结构安排上实现教学科研与行政管理适度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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