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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 | |
http://www.CRNTT.com 2010-05-24 12:08:03 |
之二:民族意识的起源与中国 《想象的共同体》认为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背景下的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是使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又受到了其他三个因素的进一步推动:拉丁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运动、方言逐渐在行政系统中取得优势地位。 而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印刷语言广泛传播创造了统一而有限的交流领域,改变了人们的同时性观念(从中世纪的“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到“对他人的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保有信心的同时性”);印刷资本主义增强了语言的相对固定性;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占据政治优势的语言。 这里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就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在欧洲这点而言,这样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16世纪的明朝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者说,其具体模式也许不应用西方的既有概念阐释?)、印刷业的持久发展(与欧洲中世纪书籍传播主要依靠手写不同,中国的印刷业至少远追隋唐)以及汉字是独立于读音的文字符号(相对于欧洲复杂多样而易于变化的拼音语言而言,汉语的稳定性特别突出)这些中国的具体情形,也许将民族意识以及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局限于欧洲并不是最恰当的视角。 事实上,该书中译本吴叡人(也是译者)的导读中也提到,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就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于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之三: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 《想象的共同体》在论及东南亚民族主义兴起时谈到,法属印度支那尽管曾经作为一个整体被殖民统治,然而却并没有像同样由多族群组成的荷属印度尼西亚那样,最终发展出一个有力而统一的民族想象。如果说,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毕竟存在过的话,终究还是随着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各自的民族主义兴起而消亡。那么,印度支那的民族想象缘何而起,而又缘何而亡呢? 作者指出,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了印度支那民族想象的成长:第一,法国殖民者试图打破印度支那与外部世界的既有的政治文化联系,比如消除中国、泰国等对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影响;第二,法国殖民者建立的统一的印度支那殖民地教育体系,为殖民地青年提供了一个教育的朝圣之旅。作者在书中屡次论及朝圣之旅对于形成民族想象的重要性,所谓朝圣之旅即指殖民地人民在行政体系或教育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中朝向顶点——通常被限制在殖民地的政治中心——辗转迁移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人们通过与不同背景的旅伴的同行,一起体验了对一个共同体的想象。 而对于印度支那民族想象的消亡,作者则作了如下的解释:第一,殖民地精英阶层在为子女寻求更多的好学校的入学名额时与殖民地的法国人产生了冲突,迫使法国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分开的但地位较低的双语教育体系。显然,在印度支那的不同地方,法语之外的另一种教育语言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原本统一的教育金字塔,逐渐被各地相互独立的较小的金字塔所取代,而统一的教育朝圣之旅也就瓦解了;第二,除法语之外,受过不同本地语言教育的青年日益增多;第三,教育的朝圣之旅和行政的朝圣之旅之间没有真正的重合,法国人始终给与了越南人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多的在整个殖民地区域内迁移任职的机会。也就是说,对于越南人之外的人来说,他们的行政朝圣之旅的顶点,要比他们的教育朝圣之旅的顶点来得低;第四,历史上越南人对高棉人等残酷入侵与占领,在民间留下了悲苦的记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其实不仅可以获得对印度支那民族想象形成及消亡过程的理解,也可以体会到20世纪下半叶越南试图建立印度支那霸权的民族心理根源,毕竟一个越南人在其中占据优势的印度支那共同体的想象终究存在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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