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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被胡风当面骂为“混账东西”  　　  　　随着舒芜越来越“积极”的表现,胡风对这个“忘年交”愈发反感。1954年5月,胡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他“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示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是打进党内的破坏者”,“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强烈不满”。需要指出的是,胡风在这里首先引用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作为舒芜“反党”的依据。胡风蒙冤值得同情,但把他说成无懈可击的“圣人”也不公平。7月27日,胡风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称“三十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存在着制约文艺家的“五把理论刀子”,其中不乏对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一些领导人的批评,指出“利用叛党分子(指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中央将报告退中宣部处理,中宣部认为这个报告是错误的,反动的,于是组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二百多人先后召开八次会议批判胡风。只有路翎为胡风和自己进行了申辩。12月8日联席会议结束时,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舒芜虽然不是主席团成员,却以“枪手”身份参加了与胡风的当面“战斗”,这使胡风愈发来气,他想不到这个与自己有着多年亲密关系的盟友“起义”得这样彻底。   　　舒芜在自传里讲述了胡风曾经当面辱骂他的这件事:在“批胡”高潮中,民主人士何剑勋从重庆来北京开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看朋友聂绀弩(该出版社副总编辑),在院子里碰到舒芜。三人在地安门吃完饭,聂绀弩说胡风就住在附近,何剑勋说:“好,我们看看他去。”舒芜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去了。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死对头”会在自己的家里出现。胡风从客厅出来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跟何剑勋握手时说的:“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往屋里走,一面走一面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着舒芜说了一句:“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说完就进屋了。胡风在7月7日这天的日记上写道:“绀弩引无耻和何剑勋来,即骂出门去。”  　　舒芜几个人那天尴尬地离开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说:“胡风气就气吧,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聂绀弩特地让爱人周颖去告诉梅志,说舒芜可能要把信拿出来。在舒芜心目中,胡风的信件或许是他的一种“秘密武器”。既然是武器,迟早会被“枪手”打出去的。尽管舒芜曾声明这时想“拿信”和1955年的“拿信”不是一回事,但毕竟最终还是“拿”出去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个多事之秋。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不过,这时中央还只是把对胡风的批判控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的。《文艺报》、《人民日报》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在强大的压力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   　　舒芜是“胡风派作家”中公开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的第一人,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划清与大势已去的“胡风派”的界限,争取可能获得的立足之地。1955年4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此文是由他当初认定的胡风有“拘泥倾向”转化为“反党反人民”论断的开始,也是舒芜在批判胡风问题上思想演变的标志。此时担负“批胡”任务的《人民日报》、《文艺报》,早已注意到舒芜的潜力,认为他有可能在批判胡风上“有所作为”,于是便排出计划主动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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