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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哪里?——读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10:08:57  


 
  按照余秋雨的说法,许多批评者起初都是他的崇拜者。他用据说是他们自己说过的“终极”、“脊梁”等等来奚落他们,给他们取外号,以质疑别人的文品。 

  余秋雨从来不会想到可以换个方式思考,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崇拜者”和朋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反水”,纷纷弃你而去?当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应运而生,让人耳目一新,确实收到过许多赞扬。但是,玩弄词藻难以为继,没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走不了多远。余式散文或可作为应试教育的范本,却不宜表达真情实感。接踵而出的《山居笔记》已是差强人意,《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更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不堪卒读。教人想恭维也无从下嘴。所谓黄台之瓜不堪三摘。既然一蟹不如一蟹,别人由赞扬转为批评,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尤其是余秋雨傲慢自大地拒绝一切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妖魔化,自然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失道寡助,当初的赞扬者不能对你“从一而终”,不正是余秋雨自己“作”出来的吗? 

  余秋雨沿用当年写作组影射点名的手法,点了许多批评者。他还更新改造出许多故事来抨击他们。 

  他把批评一律称为诽谤,他借用一个过世之人杨长勋的口说:“据我统计,近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记录,不仅是中国记录,而且是世界记录。”(《我等不到了》217页) 

  又是这位杨长勋说古远清:“这是一个曾经把你吹捧为终极坐标的人,现在跳到了相反的终极,竟然说你谋害了周恩来的养女,可能要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我等不到了》218页) 

  这位杨先生接着说余开伟:“更好玩的是,这个评论家说,中国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可能是你在做中学生的时候发动的。”(《我等不到了》218页) 

  再说朱大可:“上海的一个文人揭露,有一个妓女也在读你的书,还把你的书与她的口红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书是文化口红,号召天下正经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我等不到了》219页) 

  且不管古远清、余开伟、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正确与否,他们会说这种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吗? 

  对于诽谤,余秋雨也有他独特的解释。他借余鸿文的话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我等不到了》259页)。他先把批评者的批评定性为诽谤,断言“那必定是假的”,然后从讨论批评一步跨了过去,开始追查批评者的身份和动机。其实谁都明白,假话和诽谤,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而是先有虚假,后有诽谤。如果是真的,就不是诽谤。比如说余秋雨是“石一歌”一员,参加过写作组,写过大批判文章,就不是诽谤。 

  随意诬人诽谤,其实正是诽谤,一种更加恶劣的诽谤。 

  在《借我一生》中,他曾经编造过一个逼人忏悔的造反派“袁千悔”来影射他人。现在,他又编造一个造反派“金万名”来贬损金文明。说这个造反派“从几个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错”、“开始‘咬文嚼字’”(《我等不到了》125页)。他一如既往地把金文明的批评比喻成“文革”大批判,而对批评本身不置一词,似乎金文明指出的那几百个文史差错已经不复存在。

  最新的一个故事直指戏剧家沙叶新: 

  但是,就在这时,上海的一个话剧团突然上演了一出叫《边疆新苗》的戏。这出戏,用一串生动的故事证明学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骗人的,年轻人应该全部到边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温暖的地方。这出戏被当时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头目徐景贤看中,下令每个家庭都要观看(《我等不到了》131页)。 

  余秋雨告诉读者,在下乡二十周年的时候,一大群知识青年包围了沙叶新,推挤着要打沙叶新一顿。正是自己站在沙的身边保护了他。后来,当然是沙叶新忘恩负义,以至于胡伟民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我等不到了》200页)不久,胡伟民就死在华山医院。他已经没法出来证明,他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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