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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改革理念遭遇制度障碍 | |
http://www.CRNTT.com 2010-12-30 14:25:09 |
事实上,当时朱清时并不愿意出山,最终打动他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在朱清时眼中,“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弊病。为了“去行政化”,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计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南方科大之难 朱清时学实验物理出身,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纲领”。他希望在南方科大这张白纸上,推行一场没有历史负担的改革试验。 但试验的难度让他始料未及。“一年中,我有数次陷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办南方科大,不过是深圳市的“一厢情愿”,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认可,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胡闹”。 朱清明一次一次地通过媒体,告诉公众自己的改革设想,同时也积极疏通各方关系。2009年12月底,他利用在横琴岛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机会,与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作了沟通,争取他的支持。 从去年底至今,教育部长袁贵仁、副部长鲁昕等人,都表示支持南方科大“做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试验”。鲁昕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但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得到上级批准,难;但上层领导表态了,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可以变得顺利。朱清时说:“后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批准。” 2007年深圳市已和教育部进行沟通,一直没有结果。对于设置大学的申请,教育部一年只开一次会讨论。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今年9月,教育部为南方科大“开先例”,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仅仅是与教育部,南方科大与深圳市也在碰撞中磨合。 今年初,在深圳市政府协调下,南方科大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了一个校区,不料存在建筑物漏水问题。按规定,修缮工程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繁琐的步骤,几个月后才得以动工。同样,朱清时想给办公室配一台电脑,也要走至少两个月程序。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校址确定后,需要制定教师队伍薪酬制度。朱清时制定方案,学校领军教授的年薪,从115万元人民币起步,舆论迅速热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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