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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收租院》：在意识形态的洪流中颠簸

http://www.CRNTT.com   2011-03-18 13:37:07

“文革”中的“美术样板” 　　设想出来后，既没有时间做小样模型，也来不及按传统做法画设计图。创作组向农民求援，请他们模拟情境，带上箩筐、背篼，在现场表演交租。6月14日，上级部门更派来彭县川剧团演员，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帮助创作。在留存下来的资料上，川剧演员们身穿戏服，摆出漫画式的夸张造型，将整个《收租院》雕塑设想如舞台剧般表演出来，拍出的“剧照”后来被剪接形成长卷设计图。而创作组成员在集市上抓拍的农民照片，成为进一步丰富雕塑造型和样貌的素材。 　　经过四个月的流水作业，土洋结合的庞大泥塑群像《收租院》最终赶上了在1965年国庆节向公众预展。而早在它完成之前，声名就已远播全国。个中缘由，是9月13日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到地主庄园视察工作，目睹创作现场的《收租院》，华君武立即兴奋地做出了“这是美术界原子弹”的评价。 　　直至今日，王官乙仍然认为当时美协看中的并非仅是《收租院》的政治宣传功能，对其艺术性的高度认可，也是调其入京展览的重要原因。他记得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搞阶级教育方面的创作，有比《收租院》搞得早的，但没有像《收租院》艺术性这么高的”。不过，王官乙也承认，《收租院》在1965年底、1966年初引发的观展狂潮，以及全国各地随后兴起的跟风复制，绝非单纯“艺术”的威力可以达到。 　　从1965年12月24日至1966年3月6日，《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只有40个复制的真人大小泥像，其余都用大型图片展示。中国美术馆特别培训了专门的讲解员，带领观众以每十分钟一拨的速度迅速从作品前穿过，进行阶级教育的宣讲—想要参观的人太多了，驻足“赏析”艺术已无可能。 　　谁也没有料到，如此“又红又专”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依然未能免遭批判。5月过后《收租院》离开美术馆，展览地点迁至故宫神武门城楼。惯常的说法是，巨大的游客量已使美术馆难以负荷。但王官乙回忆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之火，在首都文艺界内部已经点燃，美协有人贴出大字报，《收租院》留在美术馆已不合时宜。 　　“红卫兵”们对《收租院》的批判是：悲苦有余，反抗不足，“斗争”只停留在意象，却没有实际行动。地主老爷作威作福，难道我们的阶级兄弟就这么好欺负吗？于是，就在故宫奉先殿的现场，创作组开始了对《收租院》的修改。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文革”中的《收租院》增加了“造反夺权”和“继续革命”两个部分，农民们拿起了枪杆子， “创作失去了情感的真实，不像我们最开始的作品那么感人了。”王官乙说。 　　而此时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早已更名为“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原来的泥塑《收租院》展区旁边，增设了“收租别院”，摆放那些握枪的泥塑。积极适应“极左政治”的狂飙之后，《收租院》不仅保住了原版作品未被摧毁，也保住了它“时代样板”与“文艺革命旗帜”的地位，直至“文革”结束。 　　整个“文革”期间，《收租院》共有四次大规模修改。如今在炎黄艺术馆展出的，是四川美术学院1974年开始、1977年完成的玻璃钢镀铜翻制再创作。当时“文革”已近尾声，这个版本的《收租院》又回复到了接近1965年原作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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