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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与十面埋伏：朱清时的改革困局

http://www.CRNTT.com   2011-04-13 14:39:29

国家政治体制不改革,教育部体制更不会改革,教育部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更不允许改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分利联盟”的存在会造成“制度僵化”。一旦从某种制度安排中得利,就不愿推动制度创新,对威胁既得利益的创新一概排斥,为特殊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教育这个原来邓小平一上任就抓的关键部门、改革的急先锋最终成了改革的羁绊,这并非始料未及,仍是受制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逻辑的结果,更是受制于享受制度与意识形态逻辑好处的既得利益集团。GDP并不单纯是经济,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如同当年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一样。因此国家追求GDP,教育部为了呼应GDP搞了教育的大跃进、教育产业化、建大学城、搞教育评估、专升本、二十一世纪教育教材、教育部规划项目等,结果大都适得其反,搞了三十多年也没能回答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问的不是GDP,而是人才。这一点朱清时看得非常清楚,他办的大学不是GDP大学,而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的大学,是要把南方科技大学建成钱学森之问试验田的大学,办成回归教育本质、回归教育本源、回归教育精神的大学。可钱学森之问之实验田与GDP又是对立的,与教育部的规章制度是有矛盾和冲突的,他的改革之举要想突破教育部的规定,挑战教育部的权威和垄断地位,打破教育部办大学的步骤,将会受到制度、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三重阻力。 　　深圳尽管杀出了一条血路,敢为天下先、敢第一个吃螃蟹并最终辐射全国,但深圳特区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政治特区,血路也是经济上的血路,螃蟹也只是经济上的螃蟹。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再也杀不出血路,许宗衡案从改革的最前沿表达出了经济的大跃进与政治的大跃退的严重失衡。深圳政治体制不改革,南方科大背托的只能是人而不是制度,是政策而不是制度,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无限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即使他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为依据也免不了人、政策、人治之俗,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会使南方科技大学充满了变数,喜忧参半。这可以通过两件事得到证明,一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条例》虽然已起草好,正在修改,但能否很快通过也是一个未知数。二是学校组建的理事会充满吊诡,据朱清时说理事会由四方面组成,主要成员包括市委、市政府领导,其中深圳市长、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教工委书记都会是理事会成员大概占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南科大的领导层,比如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还有四分之一是深圳的企业家代表;另外四分之一是国内外的教育家。理事会讨论结束后,董事会就按决议执行。书记市长是制度和逻辑的代言人,他们排在第一位,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第二位,企业家第三位,教育家第四位。即使不对此做过分的解读,也仍然看到大学受制于地方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 　　大学内部行政化、官僚化问题近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官本位已经成了潜规则,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知识的权威、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追求只有依附于官本位才显示出价值和意义,否则无意义无价值。官学学术与政治不分,学术与行政不分,政治取代学术,行政代替学术。就是全国教学名师的评选,85%以上也不是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精品课程因官员的介入变成了官品课程,精品课程成了废品课程。朱清时对此看得一清二楚,他深刻指出:“大学实际上都官僚化了”。大学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不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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