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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 |
http://www.CRNTT.com 2011-06-28 11:45:43 |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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