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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官场为何常刮自杀风

http://www.CRNTT.com   2011-07-29 11:53:01

■ 欧美官员多引咎辞职 　　相比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官员自杀多发现象，欧美国家有关官员自杀的报道很少。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1987年1月22日，被指控贪污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财政主管罗伯特举行记者发布会，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宣布辞职，但他冷静地掏出一把枪，在声称自己无辜后自杀。罗伯特自杀前面临高达55年的监禁和30万美元的罚款。俄罗斯官员自杀的案例相对也很少。近两年比较轰动的是7月5日，俄总检察院年仅45岁的局长维切斯拉夫-西佐夫在办公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他曾给夫人打电话说：“娃柳莎，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好！一切都完了，再见！”有报道说，西佐夫不愿参与对莫斯科州一起地下赌场案件的检察工作，因此引来上级不满。 　　在英国，常听到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误引咎辞职的消息，但官员因压力大或丑闻自杀很少见。伦敦大学社会学者普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公务员的生存压力没有亚洲同行那么大，只要把手头工作做好，每个月就会有可观的工资，退休后还会有一大笔退休金，因此多数官员不会“心生他念”。 　　欧美官员对待抑郁的方式不同于东亚国家的官员。在美国人看来，抑郁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疾病，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和丘吉尔这样的历史名人都被传有抑郁症。因此，患有抑郁不意味着一定要去“亲吻死亡”。前美国参议员劳顿.切利斯1991年公开自己患有抑郁症后，仍当选佛罗里达州长。来自肯尼迪家族的帕特里克也在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并有药物依赖后，继续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大卫.克拉克认为，相比普通民众，被选举出的政府官员自杀倾向要小。克拉克说，各种政治或私生活中的错误一旦公开，美国政客肯定会有羞耻感，为此引咎辞职，但仅凭政治压力不会让他们选择自杀， “我们有太多的政客经历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但他们没有选择轻生”。 　　■ “中国官场文化”还不科学 　　如何减轻官员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是东亚国家媒体和学者关注的话题。日本《时事评论》2009年曾议论说，官员是“国家政治体系的柱石”，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善待他们，为他们减压，否则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会受到破坏。为此，日本精神健康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说，官员精神压力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得到足够休息，建议官员“多睡觉”。该报告还带动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行政人员启动“每日午睡1小时”的活动。日本社会研究所一个分析组2010 年建议，应为基层官员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心理按摩”，疏导他们的“压抑心情”。 　　对中国官员自杀率升高的现象，有日本学者曾说，中国官员因为高压成为 “弱势群体”，一些人自杀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在韩国，官员有时也成了受保护的“弱势群体”。2010年8月，韩匡最高法院受理一起家属为自杀公务员申请政府补偿的诉讼，最终判决是，因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自杀的公务员可以认定为“公务伤害”，并获得政府补偿。 　　在记者采访中，辛向阳强调，目前一些官员不适应压力、选择自杀的现象应该属于偶发性事件。还有学者表示，官员心理健康出问题主要原因是压力大，而压力来自不科学的工作方法。蔡霞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不会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白加黑”的加班现象成了常态。蔡霞不认可这种以大量消耗人力、时间来开展工作的方式。她说： “我们要把干部和官员当人看，而不是当成政治符号，尊重和保障他们的休息权。” 　　美国政府官员在从政前通常干过其他职业，如在商界、教育界、法律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官员多是从校园出来后直接进入政府部门，缺乏社会实践和基层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干部选拔过程中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给官员带来很大的晋升压力。对此，蔡霞提到，我们在用人制度上也有不科学的问题。她认为，尽管中国的干部制度改革有一些成绩，但一些地方在官员的提拔、升迁或调动方面还存在“台面下的潜规则操作”。由于缺乏制度化和客观的评价机制，一些官员在工作中不安全感比较高，对自身的前途难以把握。因此，当遇到偶发事件使其压力大增时，这种不安全感就会转化成极端行为。（△《环球时报》记者莽九晨/卢昊/纪双城/姜珊/李亚龙/段聪聪) 　　(本文来源：2011年7月29日 新华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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