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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医院血案的背后（下）

http://www.CRNTT.com   2011-10-16 08:13:20

龚美华说，王宝洺最早对徐文的手术产生怀疑是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拿到核磁共振影像学报告时。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完成“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后出院。同仁医院的法律顾问金小兵向本刊记者介绍，由于他出院的时候，手术中送病理科检验的标本结果还未出来，所以医院方面的嘱咐是一周后要进行门诊复查，根据病理回报结果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结果是阳性，就要考虑进一步放疗或者喉部分切除手术。“而当10月25日病理反馈出来时，医院特地打电话通知他来复查，他没来。”金小兵说。龚美华的解释是，虽然没有复查，但他们是严格根据同仁的要求，去一家有放疗设备的医院，也就是肿瘤医院继续治疗。放疗前，肿瘤医院的医生需要核磁检查来判断病情，于是在2006年11月1日的核磁诊断报告单上，就有这样的表述：“右侧声带较对侧略增厚。”王宝洺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徐文没有真正做右声带切除术。之后，由于肿瘤医院放疗科大夫外出，王宝洺在海军总医院放疗，从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一共接受了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2007年7月21日，王宝洺因呼吸困难再次到同仁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是喉癌复发堵塞喉声门区，医院于第二天施行了“气管切开术”。按照龚美华的说法，实际此时他们已经对同仁医院失去了信任感，之所以还在那里就诊，是因为当时王宝洺情况紧急，“从家出发到同仁医院，有公交车就能直达”。在情况稍微好转后，王宝洺便办理了出院手续，经过打听，找到了肿瘤医院擅长治疗喉癌中晚期的吴雪溪主任医师继续治疗，并最终听从他的建议，做了“全喉切除、双颈淋巴结清扫、胸大肌皮瓣修复术”。 　　在王宝洺家人和朋友的记忆中，在最初“解决疑虑、讨个说法”的阶段，只和同仁医院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那次是我陪着王宝洺夫妇去的，我还拉上了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朋友。去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这次去只是让他们把手术过程中存不存在问题讲清楚，不要谈赔偿。”万永庆说，“结果我们到早了，同仁那边主要负责谈话的人还没来，一个小姑娘先接待我们。王宝洺向她抱怨，都是因为自己事先包好的1万元红包没有送到，徐文的手术才没做好。小姑娘就接过话说，实际也不是，徐文当时把喉镜一撑开就后悔了。我们就要追着往下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手术前检查不充分？是不是在病情比预想要糟糕的时候，徐文还坚持原有方案导致了手术失败？但这时主要谈话人就过来把话题岔开了。我们的想法是让他们把手术之前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做了什么给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对照诊疗规范，判断出他们的不足之处。这位谈话人不愿意写，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该做的肯定都做了。’”那次谈话后，双方还约定了第二次会面，“但是临时取消了，我估计是上次谈话，让他们感到我们不是那样好打发的”。万永庆说。 　　在这个阶段，王宝洺很想和徐文见面。“他几次去过医院，想亲自问问她手术的情况，徐文都不在。”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本刊记者了解到，一般医院处理医疗纠纷，都会派医务部有法律背景知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科室的其他大夫，共同来向患者及家属解释，涉及纠纷的医生往往不会出面，这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但对于王宝洺而言，徐文没和他开诚布公地沟通，反而加重了他心头的怨恨。王宝洺的姐姐对本刊记者说，法庭开始审理后，她曾经去医院找过徐文。“我看到她正在看病，走过去说，忙着呢？别再瞧坏几个病人。徐文看上去很冷漠，她不愿意和我说话。她背过身去，打电话给医务部，让他们来接待我。我只是想听听她自己是怎样总结那次手术的，回家好转述给弟弟。也许这样就能互相理解呢？” 　　与医院直接对话不成，王宝洺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燕园律师事务所的魏崇德律师。魏崇德提议他先去咨询一位在北京市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的朋友，看能否调解。这是在医院协商解决与法院诉讼解决之间，又一条医疗纠纷的化解路径。“法庭做出判决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双方怨气还在，并不利于社会和谐。如果通过调解，医患双方达成一致，那就最好不过。”一位经常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对本刊记者说。调解中心在2005年成立，政府没有做大力宣传，也不为人所知。“主要过去我们的运营经费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百姓会有一种印象，既然我们的钱来自加入医疗责任保险的医院所缴纳的保费，我们在调解时就会偏向医院。”自成立以来就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调解员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在今年5月30日，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运营费用也改为北京市财政局拨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第三方调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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