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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靠什么避免危机延续经济繁荣

http://www.CRNTT.com   2011-11-14 08:10:30

中评社北京11月14日讯／在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狂风骤雨之下，世界经济似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但也应未雨绸缪：中国怎样才能尽力保持经济繁荣的长久稳固？毕竟我们的资源承受力已很脆弱，发展方式还很粗放，经济结构还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上海证券报发表作者叶雷文章表示，虽然我们从社会制度上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经济发展阶段上是越不过去的，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密码是什么？  　　文章分析，在伯恩斯坦眼中，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爆炸式增长，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其中，财产权是最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人”天然具有利己本性，只有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财富的创造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本主义以前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就是财产权的普遍缺位，遂使财富创造者没有持续的动力，财富的增长总走不出波浪起伏的怪圈。 　　历史上的每次经济腾飞，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正是从新技术发明与使用的衰落开始的，以至于洋务运动时要大喊“师夷长技以制夷”。研究证实，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期内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为何技术创新没有持续呢？按伯恩斯坦的分析逻辑，在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技术创新从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阶段，而我们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才开始举起“科学”的旗帜。 　　关于现代资本市场这一因素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伯恩斯坦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荷兰典型案例的分析。荷兰当时对外投资的金额达到了GDP的两倍，也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投资银行，推出了海事保险、退休金、年金、期货、期权、跨国证券上市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创新，但因为忽略了科学理性主义推动的技术创新，对金融的系统风险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管，以至于荷兰的对外投资大多打了水漂，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没落的命运。 　　足足有两个世纪，雅典人拥有着经济增长的绝佳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伯恩斯坦在其中将交通与通信技术单独拿出来论述，而不是归到科学理性主义这一因素中去。这一点，应该格外值得我们警惕。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海、陆、空交通得到了空前发展，但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了GDP的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中国现代通信技术也得到了极大发展，3G、4G的国标还成了世界标准，但中国的通信成本却是美国的十几倍，是韩国的135倍，日本的154倍……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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