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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地位 | |
http://www.CRNTT.com 2012-03-14 10:35:06 |
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地位 要在深层次上解决我国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要为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创造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处于中心的位置。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处于中心位置,不仅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的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弊端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问题。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阻力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今天,改革的阻力已经主要是来自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真正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而下一轮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说在改什么的问题上有分歧的话,说得明确一点,这种分歧无非就是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 现在有人将这种分歧概括为,在政治上是走西方化、模仿美欧的路,还是应该建设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现代国家。其实,这是将政治体制改革过于意识形态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但不应该将诸如市场等经济体制中的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也不能过分意识形态化。比如,前些年我们就提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下述内容: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财政透明与监督,重大立法和决策的辩论与质询制度。试问,这与“西方化”或“中国特色”有什么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标准,是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当是“西方化”还是“中国特色”。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无论是“西方化的”还是“中国特色的”,都是好的,都是应当推进的,否则,就是应当拒绝的。如果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在改什么的问题上,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比如,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问题;通过法治建设,一方面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的问题;在经济上破除垄断,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问题;进行社会建设,尤其是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的问题;形成人们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促进市场中公平分配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等,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应当说,在整个社会中,是有着基本共识的。 其实,就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无论叫不叫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权力,有三个问题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即,提升政府权威,监督和制约权力,明确权力边界。 有人对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有种种担心,往往是由于害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削弱,而在目前转型期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上,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现在许多人都在批评这些年政府的权力膨胀得太快。这当然是一个事实。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权力已经到了无坚不摧、无事不成、无孔不入甚至是无利不谋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快速膨胀的权力本身是非常脆弱的。这种脆弱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权威的不断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本身的低效和失控。 所谓政府权威,至少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指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二是指权力的有效性,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政府有没有权威;三是指对下级政府和官员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即上级政府的指令能不能被下级政府和官员有效执行。从这三重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政府的权威很难说是很高的。现在政府不断膨胀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外强中干。我在关于社会溃败的分析中就指出过,这个不断膨胀的权力最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内部失控。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所谓硬性的指标考核,所谓一票否决,现在甚至出现的就地免职的要求,其实就是权力失控的表征。在目前的权力体系中,权力的“蜂窝化”、部门化都是削弱权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一些垄断部门和大型国企,已经越来越具有独断专行的特征,甚至形成部门割据的现象。此外,近些年由于政府形象不佳,社会对政府权力的认同也成了问题,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丧失。结果就是权威基础不断削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政府是应当有权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政府权威基础的重建。这不但不是削弱政府的能力,而是强化政府的能力。 但政府权威的强化,必须以权力接受监督和制约为条件和前提。对此,有人使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政府的权力应当像孙悟空,既要有力量,也要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就是说要受到制约。这个比喻是很恰当形象的,也切中我们现有体制的弊端。而要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权力运作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有的需要创设新的制度构架,有的其实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进行。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权力的边界问题。权力应当是强有力的,但其行使的范围必须是明确的、有限的。应当说,在这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社会中也是存在基本共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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