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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http://www.CRNTT.com   2012-03-24 09:06:34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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